在中国历代开国之君中，朱元璋是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淮右布衣”，出身寒微，亦无多少文化修养，且曾因生计所迫而入沙门。元末，社会大乱，群豪并起，他国图“自全”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然而，就是这位“目不知书”、“以游丐起事”（1）的朱元璋，竟在十余年时间里，力挫群雄，赶跑元顺帝，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业，创建了明王朝。本文仅对这位“布衣天子”的政治思想予以论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兴“革命”与禁“革命”
由兴“革命”到禁“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从一位反对暴元统治的斗士转变成为封建专制君主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元末起事诸豪中，朱元璋最为注重从理论上论证其“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曾借助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天命观念来阐发其推翻元廷、创建新政权的合理性。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元蒙统治者以北狄而“入中国为天下主”，此虽亦“天命”使然，但毕竟违背了华、夷之间的主属秩序，使达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叹”。所以，他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鲜明地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的口号。同时，朱元璋又指出：国运兴衰在天意。“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象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败得失，俱系于天。”他认为，元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国运已尽。君臣上下荒淫昏弱，纪纲大几，尤“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致使“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才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这“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所以，元末“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他还多次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本无意据有天下，无奈生逢乱世，“盘桓避难，终不宁居”，不得已才“因乱起兵”，旨在“保障乡里”，“欲图自保”。只是由于元蒙帝国在反元势力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天下已非元氏所有矣”，而当时“群雄无成，徒扰生民”，故而只好以布衣“奉天征讨”，“拨乱反正”，终于“削平强暴，混一天下”。他再三申明，并非有意图谋元朝天下，而是天命所归：“此非朕有心于天下，而以救民为心，故天特命之乎！”（2）这样，朱元璋便以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见和天命观念为其以明代元的“革命”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从而在人们、特别是士大夫的意识中树立起朱氏王朝的正统地位。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真正具有正当性、必要性的，只是他所领导下的“革命”，至于其他的“革命”则概不在此列。他曾谕告徐州吏民道：“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颖，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这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板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3），又曾指责张士诚及其所率农民起义部队“焚荡城郭，休养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4）。这样，朱元璋便理所当然地要奉天征讨，“伐罪吊民”，以所谓“王者之师”去革那些与他并时而起的反对元廷统治的“革命”者的命了。
即位称帝后，朱元璋更严禁“革命”。对一切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言行，他均要予以剿灭。他对白莲教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白莲教本是反元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从元至正十二年到吴元年（1352—1367），朱元璋在红巾军和白莲教中生活了十六年之久，由九夫长、镇抚、总管、元帅一直做到吴国公、吴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农民起义军的力量、特别是白莲教提出的“弥勒佛当有天下”和“明王出世”的口号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深有体会。他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自睹”（5）。所以，在明王朝建立前夕，他就责难白莲教“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是，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6）。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做皇帝，立即诏令禁止白莲教等一切“邪教”的活动，从而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此后，他为巩固明廷专制统治，始终“忧危积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指出：“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纱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7），遂把镇压“不轨妖言”当作首要任务。他还与其大臣用二十多年时间制定“大明律”，其中的《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国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以白莲教为号召反抗其统治的民众，朱元璋更毫不留情地全部捕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