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考虑这次讲演的题目时，便浮现这样一个念头：我属于正在迅速从汉学领域消失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和现在的学者们大相径庭。这一念头促使我潜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学研究各领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汉学研究的初期建立进行简略的描述，并且探讨未来汉学研究在中国方言学、历史音韵学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还将涉及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关系的考辨。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老师高本汉先生（1889－1978）及其汉学研究历程。1909年秋，高本汉先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日尔曼语、斯拉文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学士学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了两个月汉语，翌年2月他就跟随一艘瑞典货船前往中国上海。
在货船上的两个月里，高本汉研读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这是最优秀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此后两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他所调查的方言超过33种。从他寄回家的书信来看，当时高本汉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考察。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收集的方言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而且当时都没有空缺的教职，他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高本汉先生旅居巴黎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12年至1914年，高本汉在法兰西学院深造，在这里，沙畹主持汉语研究，伯希和则主持中亚语言和历史研究。那几年沙畹主讲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春秋》以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课程中，选择了《烈女传》作为细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博学的目录学家刘向。
伯希和几年前曾深入中亚地区和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回到法国后，他整理并主讲了3个系列题目。其一是有关蒙古帝国的组织，其二是对蒙古时代用汉语和突厥语双语书写的碑铭进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从最初传入到15世纪末在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1912－1914年，在实用高等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和文献学部都没有任何课程。1913年，宗教学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兰言在1913－1914年间主讲了宗教仪式中的洗礼，他本来还准备开设一门婚姻仪式的课程，其依据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仪礼》中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礼仪，但最终这门课还是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唯一有能力和资格研习的学生已经去越南河内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选修沙畹及伯希和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主讲的题目都与自己的最新研究相关。在法兰西学院和实用高等教育学院都从未开设过最基本的语言指导课程。在那个填鸭式教育时代的课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课程了，教授们将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预先给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语言的分析。高本汉选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课程，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了高本汉和他的弟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现在大相径庭：当代各国中文系的学生在进入更深层次的语言研究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接受强化的语言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