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的三一神学提醒我们注意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建立的基础，乃是基于基督徒信仰得以确立的真正需要，而我们今天经常忘记这一点，即把三一神学仅仅看成是教义的一部分，并且因为基督徒总是说三位一体的信仰是奥秘，而把三位一体神学的智性努力贬为是关于上帝本性智力建构的僭越。殊不知，当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们在面对三一神学建构这一艰巨的任务前，他们正是基于基督徒的信心和见证之荣耀，即是说在关于内在三一的认识时，他们已经把救赎的历史性和恩典的经世本质置于内在三一的中心地带。因此，当我们从信仰角度寻求关于内在三一的理解时，我们固然有着求知的兴趣，更是基于想探求救赎和人成圣的位格依据。这样，当从三一论的观点来看基督论和圣灵论时，诸位格在经世的救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得到均衡。这对于基督教教义的全部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如何理解“因着圣灵的权柄籍着耶稣基督得救”，即如何理解基督论和圣灵论的均衡，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教会论、圣礼、恩典和自由意志等等问题。在东方教父看来，基督论和圣灵论的均衡是在与圣父的位格性关系中得到说明的；相比较而言，奥古斯丁的三一神学因为没有更具体地深涉到三位格之同等性的关系分殊，使得那种所谓的神圣同等性在说明诸如恩典和自由意志的张力时缺乏适度。
“本体”、“物自身”，合“音”（言）“象”之“道”或“哪”或“暗”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明”也好，“暗”也好，它都是“不可限定”、“不可测”的，即不是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象”和“音（言）”最终不能完全转化为“形”和“声”。无“形”之“象”不确定，无“声”之“言”又何能“确定”？“天何言哉？”雨露滋润着草木，“地”何言哉？沃土生长着禾苗。“凡可言说的，都能说清楚”，故“不（可）言说的”（沉默的，silent）则“不（可）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之“情结”。
“地”上的、“天”、“地”之“间”的“形形色色”，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一时不清楚的，慢慢可以让它清楚起来，一时“无以名之”的，可以按情形给它起个“名”字，但“天”上、“地”下所“隐藏”的那个“本体”、“物自体”、“道”，却是“原则上”不会“清楚明白”的。不错，“人”得“天”、“地”之菁华，得“天”（地）独厚——“上帝之宠儿”、“天之骄子”，有“神而明之”的能力，但“人”不能“避免”（躲避）“黑暗”。“人”用不着等到真的“死”了才能“体验”“黑暗”，那时“人”已无感、无知、无识，“体验”不出来了；然而日夜之交替，四时之轮转，无不“提示”着“黑暗”之“存在”及“不可避免”。“黑夜”之中，如无半点星光，四周“寂静”，则如同进入“坟墓”，大自然不给你“提供”任何“信息”，此时如果你是个“失眠者”，则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境界”，这是一种“混沌”（chaos）的“境界”，列维纳以此来提示人们对sein（il y a）的体验，这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及至第二天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则“形”、“声”一切如“常”；有哲学智慧者，不必患有失眠症，尽可安睡于夜晚，而可以在阳光普照下，“见”到“天象”，“闻”到“天籁”，“见”到“无形之象”，“闻”到“无声之言（音）”，这在古人看来，即是“得”“道”。
无论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都是富有哲思的民族，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开发出这种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的哲思，从体会的深刻程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祖先要胜于西方的古人；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且不说“哲学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一个“超越”形态在近现代所受到的批评及其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就学科体系之完善及思维之缜密来说，是中国哲学家理应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在学习的同时，切莫要把我们传统中那深入之处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