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早期基督教发展史，合一和多元的张力贯穿于历史的始终。如果只把多元性看作是基督教第二阶段的基本形态，而认为第一阶段是完全合一的，那么无疑是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包教教义史和教会史的曲解。早期基督教追求教义的正统规范形态的同时，其在三一论上的多元性，先是基督论后是圣灵论，总体上讲是整个三一神学的多元性，一直并存于合一性运动之中并向着东西方分别的方向自行深入发展。我们所应该惊奇的是，基督教神学家们是如何在这种深刻多元的视野模糊中找到三一神学的平衡点，使得基督教的东西方分野维持在合一的方向之中。
二、
总体而言，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主要是围绕基督论展开的。公元二至三世纪的教父们，例如殉道者查士丁(Justin)和奥利金(Origen)等等意识到如何处理好作为子的基督与作为父的上帝的关系，是基督教与希腊罗马知识分子关于本体问题争辩的关键所在。希腊罗马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把基督徒看成是敬拜一个死刑犯的群体，这成为他们难以释怀的疑虑。此外，基督教一方面宣称与犹太教一样是独一神论者，另一方面又与犹太教分离，敬拜独一上帝之外的耶稣基督，在他们看来这与独一神论的立场背道而驰。在护道文献中，教父们主要说明了为何敬拜耶稣基督与敬拜上帝是二而一的事情，由此产生了三一神学的介词形而上学的最初问题，即籍着(through)基督的敬拜，人们与作为父的上帝重归于好。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潜在推论，父是作为永生的、始初的位格存在的。在东方教父中，介词的形而上学进而被用于有关圣灵位格的表述中，即圣灵籍着圣子从圣父而发出。由此，这个介词through在东方教父的三一神学中有重要的本体论意含，是不可以随意取消的，它事关圣子的位格特征，也事关圣灵的位格特征。就哲学渊源而言，这种介词的形而上学先是中期柏拉图主义者(Middle Platonist)和斐洛(Philo)思想在基督教本体论中的延伸，2)后又是在奥利金甚至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普罗提诺(Plotinus)的本体论思想的重要部分。3)以柏拉图主义为神学基本脉络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教父以及甚至整个东方三一神学都不会视之为可以予以任意修正的表述，它是一种本体论的基本范式。对于西方教父尤其是四世纪的拉丁教父而言，这种微妙的文化差别的重要性是难于理解的，也不可能充分注意。故且不论西方拉丁神学的开创者德尔图良(Tertullian)是基于斯多亚主义(Stoicism)的神学背景，与柏拉图主义的从属论式的本体世界是两种不同模式，即使是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有着深切关系的奥古斯丁，他都没能理解这种延续在东方传统中的微妙而重要的介词形而上学对于东方教父塑造三一神学的重要性。就这一基督教神学的文化差异性而言，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分野为东方和西方似乎不是智性选择的结果，宁可说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多元。
如果说介词形而上学还只是三一神学东方和西方分野部分原因的话，那么关于ousia(拉丁文substantia)和hypostasis(拉丁文persona)之间的复杂辩难则是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的最艰难、最困惑也是最关键的部分。这一语义学与三一神学的纠结主要存在于东方，而尼西亚信经之后的西方则存在简化的趋势。西方教父恐怕没有充分洞悉到其所蕴含的语境与东方基督教三一神学，进而甚至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之文化基础间的微妙关系，最后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按照西方三一神学的经世立场被简化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简化”并不是一种有关价值判断的语境，而是有关文化背景的语境，或者说是有关神学与哲学之互动关系的语境。就西方神学的拉丁语境而言，substantia和persona之于三一神学表述的主要用法是非常清晰的，这要归功于德尔图良。他作为律师经历的用语的清晰性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驳普拉克勒亚斯》(Against Praxeas)一书中，这两个概念已经是定型化了：substantia指三位格共有的神性，persona指三个位格，两者不可以互换使用。然而，在东方教父的三一神学中，ousia和hypostasis用语上的关系就绝非如此简单。希腊人关于这两个术语的思辨的曲折性到了教父时代显得更为复杂，这主要是基督教神学往希腊哲学里面增加了多元的信仰因素。在希腊哲学中，本体的多元性是依靠从属论来说明的，这就是所谓的“一元多层”的希腊本体论。“一元多层”的问题在于它认为不同层次之间的本体阶梯的神圣本体的神性等级之分。因此，接受希腊本体论反过来困扰了基督教的三一神学，早期基督教三一神学的东方范式基本是处在从属论的阴影之下，ousia和hypostasis之间的复杂性体现着东方基督教三一神学内部的希腊性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张力及协调的困难。实际上，上述两个术语的张力是不可弥合的，协调只是使张力成为平衡中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有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