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康德讲的是一个“原则”，而无关乎具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事物，但“这样”不能“限定”“那样”在“实践”、“行动”和“应该”的领域里是非常明显的。就“原则”来讲，现存世界的一切的“这样”，都“限制”不了“应该”，因而，事实上，“应该”、“理想”上的那个“那样”，同样也是“不受限制”的，因而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的“理想蓝图”是十全十美的，因而人类永远有权（有理由）“行动”、“实践”，人永远有“改造”“这个”“世界”的权利。
“理念论”同时显示这样一个道理：事物本不像我们“感受”的那样，所以，恰恰是“物自身”保证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如果世界只是像“表象”“显示”的那样，则人的一切行动都只有“必然”环节的意义，而无“自由”、“道德”的意义。“物自身”、“本体”、“本质”问题的提出，是人的“自由”觉悟的表现，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问题）的提出，叫做一件“大事”（Ereignis）。
很多人并不意识到“本质”、“本体”问题的存在，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提这个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人总会或深或浅地“感受”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无论愤世嫉俗、揭竿而起，或是消极遁世、浮生如云，或是沧海桑田、世态炎凉，或是金榜题名、衣锦荣归…….所有一切人生之荣辱穷通，无不揭示出一个大于、强于“表象一经验”世界的“本体”世界之存在。这是“表象一经验”世界的“另一面”，是古代希腊人说的“反宇宙”，是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不能为“我”所“用”。“他者”大于、强于“我”。
“我”是“有时限”的。古代希腊人坚信，“人”是“会死者”。“人”有许多的特性，譬如会说话，会思想……，但最要紧的特性是“人”是“会死者”。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一旦人有了这个“死”的觉悟，“人”就成了“Dasein”而“Dasein”使“sein”“明”起来，也就是说，使“sein”这个问题明白地提了出来。并不是说，从此人就能够把握“sein”，构成一套学问，形成一套“科学体系”，来“教导”别人“sein是个什么”。sein、本体、本质、物自身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早已为康德所揭示，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乃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另一个理路（理由、根据）：Dasein使sein“明”。“人”只有把自己看作Dasein，有了Dasein的觉悟（发现），就会确认：“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或者说，有一个“本体”（sein）“在”那里，“本体”即是“在”，即是“物”（Ding）本身。Dasein是受限制的，而sein则“不受限制”，但又并非抽象的，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理）”（Wahrheit）。
对于“抽象”（abstract）的理论、公式、公理，人们只要“学习”就行，但对于实实在在的“真（理）”，人们只能服从。sein支配着“Dasein”。sein是Dasein的“命运”，Dasein的“命运”掌握在作为“他者”的sein手里。
于是，列维纳说，“他者”不是“日月山川”，而首先是“他”“人”、“他人”大于、强于“我”，掌握“我”的“命运”的不是“天地”，而是“他人”，所以他从海德格尔的思路出发，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伦理学”早于“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因而“伦理”正是“原物理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其实，东方的思想，中因的传统思想，也并不限于“伦理学”。它的思路，要比柏拉图、康德的“理念论”更为宽阔些，或许也没有“存在论”和“理念论”那样尖锐的对立，但中国的哲学思路，同样是“形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