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在其传播事业上由过去以较为单一的形态逐渐转向多元、多层次的传播事业，并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国家目前仍然在对外传播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决定传媒的报道计划，批准和资助传播内容、促成传播过程、甚至评估传播的结果。我们在理解这种现象时，应当将其放到一个大的中国社会结构、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传统上说，中国社会遵循着一个“国家–家庭”模式，较少有独立的、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成和存在。较为单一形式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为独立成员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交流的能力。在分析这个现象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意识到的是：中国传播中的以国家为主渠道形态是我国政治体制决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被西方描绘为一个不可理喻的“红色”共产主义国家。这种对中国持有的病态的偏见不仅损害了中国政府在与其他器国家交往中为表达国家实际利益而付出的努力，同时也扭曲了中国社会在全球社会中寻求民间渠道的传播所付出的努力。
中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唱主角、由政府为主导，民间外交（PUBLIC DIPLOMACY）、民间传播的比重还有待提高。让公众在对外经济、文化、教育传播中扮演积极角色，不但可以极大地拓展中国感的传播渠道（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中国传播的效能。它在利用国内外大众资源的同时，直接作用于其他国家的基层民众。从传播效果来说，由于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对政府渠道的“宣传”存在本能的戒备甚至抵制，民间传播因其非官方性往往更能为他们所接受。而从全球社会的角度来看，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民众尖的传播与交流活动本身其实应当是国际传播的根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