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性善论始终都贯穿着一种冷峻的寡欲气息。说到底，置身于先秦那个特殊的时代，孟子所强调的就是仁义礼智与放辟邪侈、流连荒亡的斗争。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孟子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此冷峻的义理的思辩，就是他的天职。在古典哲学的领域，寡欲本来就是哲学的前提。柏拉图就曾在《斐多篇》中记载苏格拉底的话道：“即使从通俗意义上来理解，自制就是不受欲望的驱使，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这种品质不是只有那些极端漠视身体、终生献身哲学的人才拥有吗？”[①] 孟子同样拥有这种高贵的品质。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心”，就是被丢失了的本心，就是被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各种诱惑，牵引、玷污了的“良知良能”。所以，“求其放心”就是孟子的“学问之道”。孟子的“学问之道”已经把孔子“学”的思想，完全实践化，为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生发埋下了千里伏笔，也为我们当今的道德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孟子》一书的灵魂，所以，后来被陆子静奉为圭皋。对这一思想的解释，笔者认为，赵歧最为透彻：“此乃天所与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谓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胜恶，则恶不能夺之而已矣。”[②] 所谓“善性”，就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端与生俱来，所以是天命之性，但是发而施为，则为可感可触之情。在《告子上》中，根据上下文，孟子之具体的“大者”，就是阐扬“天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仁义忠信”，其思想的根源来自《论语》之“主忠信”（《学而》、《子罕》、《颜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与命与仁。”（《子罕》）但是，具体在《孟子》的文本中，则为天之所赋予我的“善端”。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天生之质，并非“天爵”本身。并非人人都具有天爵。孟子之所谓“天爵”，是一个追求的过程、修炼提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逐渐形成完美人格的过程：“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这个“此”字，指代的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而这八个字在孟子思想的体系中，却是一种天与人之间拳拳服膺的摩荡、磨合过程。所以，孟子“天爵”理论的本质，在于人生的追求、道德的实践和上承天命，无所畏惧“大仁”、“大勇”的行动:《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二者是互动的。性善的提升，必要达到尧舜的境界，方可称之为“大仁”；尧舜必以性善为基础，为民请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才可以称之为“大勇”。[③]
至此，我们已经十分明了，孟子的性善论，实际上是一个性情的提升、充实论，孟子孜孜以求的，是一个伦理的道德建设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糵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孙奭曰：“凡此（指这里所引用的文章）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当有常操而存之者矣。”[④] 人之心性虽然上承于天，有“善端”“萌糵之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静养修德，洁身自好，存夜气，远利欲，收放心。如此，“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也就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善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