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在中国要与“前现代性”即所谓传统连接，同时，在与国际并轨时又要与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后现代”思潮谋面。因此，在 90 年代的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一处，出现了时间、历史、空间、地域、价值、观念多方面的错位，引发了若干文化论争和混战。?
现代性的极端怀疑原则、自我反思体系和自恋情结，都在中国 90 年代出现，尤其是由于时间和日常经验的断裂，专家系统成为现代性的价值法码和基本标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专家所控制、制约和分割。可以说，对专家的信赖是出于对风险的认同，人们在现代化社会中，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微不足道，感到自己在这些色彩斑澜的板块中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流行和新潮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知识陈旧有限性方面的怀疑，促使其迫切需要听从各种专家从多方面进行的“权威”解说。然而，后现代时期又是怀疑一切，消解权威，使主体成为按自己意志去处理一切的独立孤独个体时期，如此一来，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变得相当可疑：既自恋又自卑，既狂妄又怀疑，既对未来充满信心，又承担着后果和风险，既对科技发展和自身享受到的科技成果心旷神怡，又对高科技的未来发展可能毁灭人类有一种先行失败的生存焦虑。?
90 年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构成了一种本土文化的内在阐释焦虑，同时也形成对西方文化及全球文化的空前的阐释焦虑。当然，生态灾难和全球经济机制的崩溃，电子媒体的全球化体系，大众传媒的世俗化影响，都使个体经验和心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裂变。于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重新在现代化社会中获得自己的新经验和新技能，为 90 年代各种补习班、技能训练场所（如炒股、驾车、考托、转岗培训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尽管这类别无选择的选择所获得新经验与心性价值不再有内在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人们对“现代性”有了更清醒的看法，对它的正负面效应也有了深切的认识。因为，在这个高风险的时代，个体生存的问题、自我存在的政治风险、制度化风险、世俗化风险、金融风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以及自我的无意义感，生命的无力感问题，时时刻刻困扰着每个现代人。人们又回到生命和自我的轨道，对禁欲抱有一种先行的恐慌，而注重无边的生活质量，重视物质性生活资料的高层次，过去那种浪漫理想的政治热情迅速淡化，人变得务实平静和老练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现实了许多，也冷漠了许多。?
无疑，在这个“知识转型”和“技能再生”的时代，经济生活成了现代性生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过去尤其是 80 年代那种把文化置于所有问题之上的终极目标，甚至将宗教作为一种终极性追求，在 90 年代的世俗化生活中已经日益淡化而飘逝远矣。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肉身存在状态，重视运气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己的生命、性和在现实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孜孜以求现实身份尺度的“达标”，注重自己生命迁谢中在世人前炫目的若干仪式。这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确实是一种逃避风险的方式，但是，也使今天的人无聊和无奈了很多。?
对身体的过分重视，“跟着感觉走”，使 90 年代的人比 80 年代更少了一份沉重，一份负罪感、羞耻感和社会价值的焦虑感。 90 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失去了思想这一居所时，身体成为了日趋高度现代化的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三，金钱经济神话成为市民心灵的巨型神话。?
在 90 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或富不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 90 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有人下海，却淹死在海中；有人下海与狼共舞，终于锒铛入狱；有人下海回头是岸，但学术早已离他远去。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勤劳而难以致富？为什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路途中知识不能成为支持自己收入的可靠来源？为什么弄虚作假却能在这个法制社会中屡屡得手？为什么权钱交易使一些人能随心所欲地瓜分国民资源？于是，人们再次将眼光投向了对“现代化代价”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