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影响到我国的小说创作，一个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一故事固非中土所有，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首先指出它出自佛教经籍《旧杂譬喻经》，鲁迅先生进一步指出更早的渊源在《观佛三昧海经》，晋人荀氏的《灵鬼志》已有类似记载，但至《续齐谐记》才将其完全中国化。这一故事最为奇幻的情节就是人入小笼，而笼不更大、人不更小，口中吐人，但人并未缩小；担中坐人，而担不加重。类似“小中含大”的想象在后世对中国的诗歌小说都有影响，如李商隐《题僧壁》：“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 [②]很明显是借用了佛经的说法。《琅邪记》卷下引《贾子说林》记一人与邻女有情，无缘得近，忽“梦乘一玄驹入壁隙中，隙不加广，身与驹亦不减小，遂至女前。”然而，象这样对物质广延、质量等实体性质的漠视，只有在印度文化的传统中才能产生并发展。因为在印度哲学、尤其在佛教哲学中，整个宇宙都是瞬息生灭的点的集合，所谓时间持续只是前后相继的点的连续，而空间的延展也是由同时而生的毗邻之点组成，运动不过是相续中、毗邻中的点集合，从而可以说，并不存在时空与运动，只有我们想象力构造出来的实体，这些实体所依据的仍是点刹那的实在。由此，实体性空间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和否定[③]。很显然，在此一哲学基础上产生的观念与传奇与我国传统的比类之法全然不同。
不过在中国，像这样与直观感知完全相反的观念毕竟让人难于接受，于是，在本土的小说创作中必然要加以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沿着两个途径展开，第一条途径即是沿用传统的比类之法，以缩微术构造一个微观宇宙，来造成奇幻效果。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张左”条就记载了隐藏在耳朵里的一个繁华世界。在世俗的空间尺度里，只是一个耳孔的空间，而在另一个空间尺度中，却同样具有国度、国都、车马与人物[④]。与此相仿佛的是《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引《河东记》“胡媚儿”条所记的魔瓶，“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则见瓶间大如粟粒……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很显然，这已不是印度式想象中的“笼不更大，人亦不更小”，而是“瓶小物更小”，较为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