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以金融为主线，观察日本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捆绑式”关系，日本金融体系以所谓“关系型融资”（Relationship Financing）和“主办银行制”（Main Bank System）为主要特征。在这样的赛局中，银行因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而获得隐含贷款担保，特定行业的企业因被纳入优先发展序列而接受大量融资，市场机制因扭曲而被冷落，只有政府在其中扮演“自由人”的角色。这样的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不能支持强调独立创新的信息技术的融资需求，使日本经济从奇迹的巅峰滑落到困顿的孤独。
有利益可分享的贸易黑字，无人负责的泡沫破裂。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由竞争力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和软弱的金融、不动产、流通、建筑等服务性行业构成的。前一类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率，愈发增强了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类产业却在政府的保护下，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产生的内外价格差距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同时也造成内需严重不足，最终构成了国际贸易黑字不断增加而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奇特现象。
构建于传统利益分配基础上的“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三角同盟的政治体制，使得执政者在重大决策上显得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常为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长远发展目标。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为“日本模式”敲响了警钟。已经是资金过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实力倍增，日本本应该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宽松的经济环境，对“日本模式”进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过剩资金倍增时，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上，即著名的“前川报告”。倍增的过剩资金用冲向房地产和股票。在当时日元升值、资金过剩、超低利率的条件下，银行以及证券公司大量向不动产和股市提供资金，直接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告别的日本模式？如前所述，尽管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促进和支持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但同时也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即政府主导酿就产业政策→产业政策需要关系融资→关系融资隐含政府担保→政府担保导致不良资产。1996年底日本大藏省认为不良债务总额为5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1995年GDP的10％。美国议会调查局推算日本的不良债务总额在70-80万亿日元之间，而有些学者认为不良贷款数字高达100万到150万亿日元！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业一直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破产风潮此起彼伏，经营丑闻屡屡爆光，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尽管经过多年的挣扎，日本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恶化，战后日本的金融业获得了超常的发展，形成了近乎神话的“奇迹”。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银行排序时，前10家大银行几乎为日本所垄断，但现在日本的银行业在国际上的排名急剧下滑。此前，美国穆迪评级公司对日本的部分银行的金融能力给出了E＋的等级(等级范围从A到E)，从评级结果看，其现在的状况只比克罗地亚的银行体系稍许好一点。
面对严峻的形势，实际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经进行过金融体制改革。1981年，对实施近50年的《日本银行法》进行了修改，被称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不仅改革不彻底，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强化。到1993年4月日本实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但起色并不大。1997年初又推出被称为“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减少政府干预，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经营自由和权力，推动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系，以适应目前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