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这次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国际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彻底改革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就首先意味着要对长期形成的日本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因为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系是与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而自从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铺开之后，其金融形势不仅没有出现转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特别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明显增多也许值得考虑的是，日本到底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还是需要有勇气对日本模式永别，重新予以市场机制以起码的尊重？
成也金融败亦金融，“日本病”似乎仍广泛根植。 在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资金，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负担很低的资本回报率，向员工提供终生雇佣制度，无限制地追求市场份额，形成了过去的日本模式。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依然在日本金融业顺利实现从管制性的产业金融体制转向市场化的商业金融体制。真所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为了治疗日本病，国际经济界不少学者纷纷献计献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鲁格曼所开的“药方”是，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实行“有管理的通货膨胀”（managed inflation ），大量投放货币，以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克鲁格曼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1991年以来日本所陷入的经济危机，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在银行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冰山下面，还隐藏了日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产业金融体制能否顺利地转向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体制，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一种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经济金融环境的、更为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努力实现从政府管制下的产业金融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金融体制的转换。
从发展方向看，无论是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的金融体系，都可以说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下，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强制性的变革，考虑到目前缺乏清晰的变革目标，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较小。二是以民间的自发努力和企业的探索为主，，通过以市场化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即所谓诱致性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新的体制。三是过大的传统体制的惯性、传统体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等使得日本的现有体制迟迟不能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强制性的变革遭受失败，在旧体制崩溃的同时，新的体制却无法建立，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目前来看，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日本的模式变革、日本病的医治应当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任何对于日本经济、以及日本金融体系的过于短期的、盲目乐观的看法，都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客观地说，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制度演进的过程。 至今日本隐约有不将“日本病”视做病症，反而视做精华的“气概”。无论在歌舞升平还是今非昔比时，日本经济学界“日本特殊论”的主张仍死而不僵：即认为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欧美的、特殊和异质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来已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过渡干预、对金融体系的严格管制、对外部市场的隔离等。至今这种奇谈怪论仍广泛存在。市场机制总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诸如参与着的平等竞争，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由市场自发决定等。任何借口本身的国情特殊而否认市场规律的一般性的企图，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必然在长期内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曾经有人一度铺设了铁轨，并用马拉着火车前进，重新发明了既安全又省却了环境污染的“火车”；也曾经有人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名词，并用政府主导亵渎了“看不见的手”基本原则，重新诠释了和市场经济无关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