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谈及多数原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被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时说：“为什么多数原则是被人缓慢而不情愿地接受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多数的权利并不等于多数‘正确’”这实际上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说法，因为他完全无视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一事实。如果不怀偏见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多数的权利固然并不等于多数正确，但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多数确实可能比任何一个固定的少数更正确。只是由于这个合乎情理的观点会威胁到当权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一个相对合理的决策方式才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受到权势阶层的压制。这里再强调一遍：权力不是知识，也不是认识的手段。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权者比无权的人民更聪明、更富有智慧。再杰出的政治家，他所掌握的知识与人类总的知识诸量相比，也是一个近于零的无穷小量。就其知识内容而言，当权者掌握的知识主要还是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行动的知识，而不是关于认识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都属于过去而不面向现在和未来。所以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时，当权者与其他人一样都处于无知的境地，这种认识上的地位使当权者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按照社会多数人的意愿形成的决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危险依然是：虽然当权者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并不比其他人更富有智慧和能力，但他所掌握的资源和技术手段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而自行其是。这一事实表明，尽量使权力无法干扰决策的理性化进程，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正是从防止权力对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化干扰这一目的出发，我们才需要通过民主手段来驯化权力。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坚持以多数原则作为决策的基础之外，并无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权力对决策理性化的损害。
二
作者一方面认为多数原则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与独裁制度相比，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相对来说“几乎算不上是个危险的公理”。因为在代议民主制下，一种多角色、多梯级和多滤层的决策机制使得“人民的声音”必须要经过无数调整和障碍的漫长过程才能转化成现实的政策。作者显然认为，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决策系统已经使得人民的意志被大大地稀释了，以至于很难对现实政治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因此，说人民一贯正确的假定虽然不对但相对“无害”，不过是说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说在现实生活中近乎“无用”，这种观点其实是在变相承认西方现行的代议民主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寡头政体。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确曾犯过错误，而且人民也曾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空想，那么我们就只能放弃使人民意志得到真实实现的种种努力和探索；但如果我们不愿接受作者对民主制度的解释，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导致人民犯错误的原因以及防止人民再犯错误的预防措施。
要理解人民为什么会犯错误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决策方式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出发。多数原则作为民主社会中人们用以解决内部冲突和实际问题的手段，它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帮助人们整合与决策有关的各种因素，并对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因素进行筛选。由于多数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由之产生的政策更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当人民受到无知、偏见、野心、贪婪等不良情绪的干扰时，我们就很难指望人民根据其目的而做出的决策具有足够的明智性。毕竟，多数原则只能帮助人民进行决策，但不能代替决策，它也没有力量保证由之产生出的政策具有客观上的有效性。但人民所犯的这些错误源于人本身的劣根性，在其他决策方式下仍然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所以，精英主义假设，将决策权集中到少数权力精英手中，会更有利于产生明智的政策，是没有什么理论根据的。从逻辑上看，精英主义的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条件关系问题。专制统治者作出明智决策的情况只有在统治者集知识与权力于一身时才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只是个例而不是普遍现象。而合理的决策方式只能建立在一般的事实基础之上，决不能以例外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相比之下，由人民集体参与形成的政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人决策的任意性和偏狭性，因此往往更有可能产生出明智的决策。所以仅仅因为人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将多数原则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决策方式，同样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论证方式。它不仅将导致正确决策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混为一谈，而且将特殊现象当成一般的事实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