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政治活动与其他专业活动的不同还在于，一般的专业活动都有客观的评价标准，而政治活动则不具有这个特点。即使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根据政治结果对某一政治行为进行评价，但政治本身的利益属性使得任何客观性评价变得非常困难，近乎不可能。而且结果的滞后性也使人们很难在事前就能充分预见到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为了确保政治活动的安全性和公正性，我们也只能通过全民的参与使政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与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不会有太大的偏离。这里的依据就是以普遍有效性来作为客观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替代物。由此可见，传统民主理论强调参与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而是真正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合理要求。而作者对参与的否定，除了证明作者与其他精英主义者一样，对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
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与专制制度下的决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究竟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对关系到社会利益的问题进行决策还是由众人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决策。因此，参与实际上是民主得以实现和维持的必要条件，是民主本身所提出的内在要求。现实政治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和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只能是我们对现行制度进行改良的依据，而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参与在民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由。仅仅根据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某些参与化程度不高的现象就对参与本身的性质、作用及其与民主制度的内在联系提出质疑甚至否定，并不是一种有助于民主化事业的态度。
参与作为实现决策民主化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作为一项体现决策民主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表现方式是灵活多样并富有层次的。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每一项重大决策过程都涉及到参与的问题，参与的条件能否等到适当的满足，是一项决策能否得到落实和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但参与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决策都必须由社会成员全体来做出。这是因为，现实中的参与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所面临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的。问题本身并不要求任何决策都必须由全体一致做出才有效，因此参与只能是与某些具体问题有关的各方的参与，参与的程度也只能以有参与资格的人的参与为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在涉及到参与问题时，必须顾及参与的范围、程度、方式等问题。不能将某种特定的参与方式硬套到所有的情况上去，更不能通过对某一参与方式的否定来否定参与本身。正如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参与过程存在着广度、深度、范围等方面的区别，即使是在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情况下，参与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它只是享有公民权的人的参与。将参与限定为全体成员的“亲身参与”，提出这种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公正。这不仅是对那些有权参与的人的一种不公正，也是对与所涉及的问题无关或无权参与的人的不公正。总之是对民主和社会整体的不公正。关于参与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这一点，科恩正确地指出：“说民主是被管理者参与治理时，有人认为太天真，不切实际。其实，并不一定如此。如果认为参与管理必须采取乡镇会议或类似的形式，那才是天真和不切实际。”将参与的程度规定得很高，表面上是恭维参与，实际上是要将参与从现实政治生活中排挤出去，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损害了民主而不是促进和维护了民主。
作者固然不否认参与在微型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极力贬低它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参与无法解决也不足以维持整个民主大厦。固然，我们承认，仅仅从参与的角度无法全面说明现代民主的实质和整个运动过程，但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试图用某一单一模式来解释现代民主制度的努力。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用参与来为现代民主政治进行辩护和解释，而在于如何看待参与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现实的民主政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决策过程，但无论处在哪一方面、哪一阶段，我们都不能说在这一层级上参与是不重要的。因为参与实际上为民主的其它运动形式提供了一个展开的背景和空间。即使是按照作者本人关于现代民主是基于功绩的、竞争性的多头政治的观点，我们也无法否认参与就蕴含于竞争之中的事实。由此可见，参与实际上就贯穿于民主政治过程中的每一过程、每一环节当中。作者将参与仅仅限于民主的基础结构上，限于选举这一基本的民主形式中，这就难免为民主在政治制度的中上层结构中的实现设置障碍，并为现实生活中种种剥夺人民的参与权利、限制人民参与范围的种种不民主现象提供辩护的理由。我们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的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都存在着缺陷，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否认参与在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的根据，而只能激发我们为改善参与质量、促进参与的深入而寻求新的途径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