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公安局发出“黑名单”封杀16名记者的消息，在媒体披露以后，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批评乃至谴责声不断，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谁有权封杀记者？
这是一个尖锐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一种回答是，对报道失实的记者，由记者所在的单位根据纪律进行处理，包括辞退即封杀。但是如果单位庇护而不处理，公安部门是否有权封杀呢？如果公安部门没有这个权利，谁有这个权利？我看只有法律能承担这一职能了。然而兰州市公安局却没有去寻求法律，为什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存在报道中揭露的问题，不敢起诉；二是缺乏相关的新闻法规。同样，被封杀的记者原本应该寻求法律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寻求舆论的声援，为什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存封杀令中指出的问题，不敢起诉；二是缺乏相关的新闻法规。
公安部门也好，记者及媒体也好，在涉及采访报道权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新闻法规。
相比之下，媒体和记者尤其缺乏新闻法规来保障其知情权、采访权和报道权，因而屡屡遭到侵犯。除了随意封杀之外，被侵犯的表现还有如下几种：一是直接侵犯记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如殴打甚至关押记者，扣押记者证件，砸毁采访设备等，这类事件近年来发生很多，且有日趋上升之势；二是限制采访权，如有的地方有的部门（非国家机密部门）规定，记者采访要得到批准，或者要有地方和部门的陪同（其实是监视），群众不得未经同意便接触记者；三是限制报道，记者的稿件须经过被采访单位的认可，才能发表，否则即便事实准确，也不许发表；四是恶意收购，封锁消息，对地方、部门“不利”的稿件一旦见报，就派人恶意收购，甚至扣压，或封存或销毁，总之不让见阳光。还有一种，有的地方严格控制本地媒体，不得报道本地的问题，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即使中央媒体报道了，也依然封锁，实在封锁不了，便在不显眼的地方登个“豆腐块”，据说这是宣传纪律。此外，有的部门、单位，给通讯员规定，凡是向外投稿，须经过本部门、单位审核盖章。诸如此类，都是对新闻报道的非法干涉。
上述种种表现，除了殴打记者和侵犯名誉权可以通过刑法来解决，其他情况尚无适用法律来解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新闻立法也是对媒体和记者的一种约束，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否则同样要负法律责任。这跟保障媒体和记者的知情权、采访权、报道权、监督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约束就没有保障。
近年来，人大代表多次提议新闻立法，社会各界也频频呼唤新闻立法，而种种侵犯媒体和记者的事件更要求新闻立法，看来不能再拖了，这不光是为了使新闻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空间有序地开展，更因为这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