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略视角。20世纪管理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确立了战略导向,对此财务管理学也应当有所体现,以实现财务管理从战术管理向战略管理、从具体事项管理到整体管理转变。仅以财务分析为例,现有的四个板块(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分析体系是缺乏应有的战略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确立战略导向的财务分析体系,需要以财务报表为基本依据,并整合有关的经营资料,将财务分析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公司的价值、实力、效率、质量、风险、成长性或失败性以及基于现金流和价值创造的公司战略分析等。
(3)本土化视角。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语言,会计的标准也逐渐趋于国际化,这使得会计学的研究可以选择普世主义的或趋同的模式。财务管理有所不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实体性的管理活动,深受文化的影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证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管理方式也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其中也包括财务管理方式,诸如财权配置模式和运作方式等,在大权距式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财务管理的研究应当考虑文化差异性的影响而选择特殊主义的或本土化的模式。也就是说,财务管理学的构建应当以文化为基石,充分考察和分析文化因子诸如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权力距离、风险意识、宗教、语言等因素的实际影响。在中国,一系列的文化特质诸如集体主义、大权距、政府主导、儒家伦理等及其对财务管理实务的深刻影响,是我们研究财务管理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
本土化模式的财务管理研究,首先是民族主义的,它需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环境因素相适应。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关注中国财务管理背景及其财务影响的考察分析;其次,这种研究模式是嵌入式的。也就是要将企业的财务问题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分析公司财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零嵌入性的财务立场或研究方式,只能导致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再次,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还是制度内生性的,它要求我们将制度
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而非外生变量来看待,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制度结构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化结构。
(4)跨学科整合视角。综合化和细分化历来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并存并交叉的趋势,这个趋势越来明显。体现在财务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就是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它的上游学科及旁侧学科(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文化学、法学等)的冲击和影响,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公司的财务问题,避免陷入“就财务论财务”的困境。
3.财务研究领域之扩展。在细分模式的影响下,科学的发展已经显著的多元化了。诸如社会学,有文化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再如经济学,有数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心理学等等。回到财务学领域,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仍沿用单一的发展路径——数理财务学。其实,这应该也是财务管理学贫困化一个表征。问题是,财务管理学还可以寻找到别的发展路径吗?还需要寻找别的发展路径吗?拓展财务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勿容置疑的,因为公司财务行为当属最普遍、最典型的经济行为,明显地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等特征,且制度结构内生于其中。既然以经济行为为对象的经济学可以沿着多条路径发展,那财务管理学又何尝不可呢?我曾在《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上的一篇题为“公司财务学理论及方法论的认识与批判”论文中提出四种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领域,即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财务社会学和财务伦理学,这些都是可以也值得尝试和研究的新学科。
注释:
①习惯上,财务管理与公司财务、财务管理学与公司理财学或公司财务学是等价的。国内外的相关教科书中,还没有看到将二者加以区分的先例。
②尽管国内学者在搭建财务管理学框架时已经部分地认识到了西方财务管理学体系的局限性,并通过设置高级财务管理学来扩展财务管理学框架,诸如将财务战略与规划、价值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财务风险控制、财务危机预警、绩效评价等纳入高级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克服西方财务管理学框架所呈现的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但就财务管理学科的基本内容或内核而言,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重大突破,并且也没有在理论上对财务管理学框架体系的扩展进行很好的论证或说明。换句话说,高级财务管理学的内容仍旧是不确定和不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