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信用，2001年中国首次倡议了设立“诚信日”。9月19日在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上，“中国信用经济论坛”被推出。并有参会单位联合提议要求将“9·19”定位我国“诚信日”，继而百万企业签名支持。人们都在期待诚信的早日回归。
我国票据市场的失信和欺诈已经使票据成为资金风险的聚焦点。2001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的伪造金融票据、违法票据承兑的犯罪案件就达7419起，涉案金额达52亿元。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资金流失的巨大黑洞。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上半年，我国合同违法案件共有5338起，涉案金额达到16.3亿元。
高科技产业，在世界各国充分被重视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一产业一出生就深染疾病，更让人痛心疾首。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取消了未按规定参加2000年度新技术企业资质复核的838家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这些企业被取消资格的原因之一便是名存实亡，多年不经营且查无下落。中国的证券市场上[1]更是“纸里包火”，各种形式的造假层出不穷。从琼民源开始，到东方锅炉、ST红光、大庆联谊的财务造假，一直到最近被揭露的银广夏问题，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上，虚增利润，有目的地编造上市公司前三年的报表，涂改缓交税款的批准书，隐瞒重大事项，漏记利润支出和漏记债务，提前确认收入，伪造银行对账单等各种形式的财务造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证监会查明银广夏虚构利润7.45亿元。而PT东海在1993年到1997年的5年时间里，虚增利润达到2.28亿元。蓝田股份1995年申报发行A股时，虚增公司无形资产1100万元；伪造公司及下属企业三个银行账户1995年12月份银行对账单，虚增银行存款2770万元；在股票发行申报材料中，将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由8370万股改为6696万股。
会计师事务所的失信与造假更说明，社会对失信问题毫无抵御的能力和屏障，整个社会信用的机体得上了丧失再生能力的“败血症”。作为监管部门之一的行业自律组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今年上半年在行业检查中，已经有100多家事务所、400多名注册会计师因种种失信与造假行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据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近期的一项调查，1997年在深圳登记造册的各类公司达1.2万余家，仅有5900余家是经过法定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的，也就是说，有6000余家公司注册资金存在问题。
在市场上，各种故意性的失信欺诈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各种证券与期货诈骗、以及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进行的进行非法集资行为或者经济诈骗使大批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而社会腐败大部分就是根源于官员对于社会与公众的失信。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资料，违反公平竞争的各种合法税收减免引起的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的流失损失每年有5700亿元—6800亿元。
中国的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换骨而来的，信用基础十分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国家范围的单一的企业。政府的划拨行为对资源进行着配置，信用几乎没有起到任何配置的作用。而信用这种资源配置的手段的掌握者也只是政府的出纳机关。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社会自发性资源配置在那个时代是要求避免的。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那么计划经济下就没有信用经济，经济信用行为和意识在那时是一片空白。
改革开放初期,在绝大多数人面对经济体制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处在盲目状态时,由于国家机构的改革滞于经济改革,政府职能满足不了经济管理的要求,经济监管、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有空白。这一阶段不乏一些人是利用了人们的盲目和法律与法制的空白，先一步富了起来。这样使很多人形成了一个结论，即违法乱纪，钻法律空子，谋取暴利可以“致富”。改革到目前为止，社会贫富差距继续加大，致使有些人使用不法手段谋取私利。继而是在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的同时，依旧有制假贩、逃废债务、毁约、伪造财务数据、拖欠贷款、盗窃知识产权、有偿新闻、包装上市虚假圈钱等等行为。商业信用、金融信用、产品信用、科学技术信用、官员信用都暴露出空前危机。再看中国市场主体----企业的主流是“国企”，而国有企业在经济改革初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不明晰。资本所有者是国家，造成了很多企业债权债务混乱，以至于“清理三角债务”在前几年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企业机制的错位成为信用缺乏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