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为了更有效率地控制自然世界以便利人类生活，而使政治、经济、技术等等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的过程。[1]
从讲求“效率”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追求“公平”。从“便利”人类生活这一点来看，现代化并不带来“幸福”。从“所有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系统地理性化”这一点来看，一个社会倘若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现代化”，即没有“系统地理性化”，那就不算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例如在城市交通领域，一个城市光有许多先进的汽车，而没有合理的交通制度和驾车者对这种制度的自觉遵守，交通就没有效率，不但不便，而且危险，这当然算不上已经现代化。在这几年汽车猛增的北京城里，塞车之严重，常使人慨叹“不如骑自行车”，老百姓中又流传一句话：“不想活，买摩托。”这表明北京的交通不能说已经完全现代化了。
相比技术现代化而言，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制度现代化是更困难也更根本的。现在中国在制度方面最现代化的领域也许是经济，但经济领域不合理从而造成资源配置和开发无效率的陈规陋习，仍然比比皆是（政府干预经济和权力寻租现象，只是其中之荦荦大者）。仅就房地产业而言，大量存在的“有房无人住，有人无房住”现象，就是“不合理性”的一大表象。至于政治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活动和制度，与系统理性化的标准就相去更远。所以，整体而论，尽管有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曲折奋斗和艰苦努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却尚未完成。
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已经局部实现的现代化又已表现出一些负面后果，引起了一些否定性的评价。尽管如此，在中国，由于一般民众认为现代化能满足自己提高生活水准的愿望，政府认为现代化能实现自己加强国家力量的要求，因此，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2、中国现代化的开始和早期阶段与基督教关系很深 ，关联颇多。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在现代化涉及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如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妇女、体育、社会福利、新闻、出版、政治、法律等等领域，不少基督教传教士和教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
在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先进人物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只处于工业技术可以富国强兵这一水准上。而在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已开始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化的认识：科学和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赛先生”和“德先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科学就是人在了解与控制自然方面的活动之理性化，民主就是人在了解与管理社会方面的制度之理性化。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从总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奉为上宾，一面却把德赛二先生的引荐人“基先生”视若寇仇，对作为现代化引介者的基督教采取了冷漠、怀疑或敌视的态度。如果说， 在19世纪下半叶反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下层官绅和民众，由于自身没有现代化的意识，因而毫无自相矛盾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十分活跃的知识分子，则由于自觉地代表民众的现代化要求却又激烈反对现代化的引进者，因而显然是自相矛盾的。[3]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中国现代史的客观环境之外，便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西方列强的入侵刺激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基督教的趁势扩展则使这种情绪转向基督教。[4]这种激烈的情绪，使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只停留于表层，而无法理性地认清其民主科学外表与其基督教内核之间有什么关联。
从30年代到70年代，除了短暂期间的片面发展之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战争和动乱中大受挫折，基督教也与之逐步脱离了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现代化追求的是发展，在这五十年间，中国人所能求的，只能是生存，民族与个人的生存，哪里谈得上发展呢？与现代化脱离关系的，又岂止是基督教，岂止是宗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