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事信用的信息化和公开性。随着信息的到来，商事信用也随之信息化了。信用的信息化是指信用的可量化性、可配置性。信用是由一定的信息构成的，并以信息的形式在商事活动中发挥作用。信用通过资信评估机构将决定信用的各种因素予以量化，形成信用信息。信用的信息化，必然导致信用从封闭走向公开的后果。信用信息的公开则是信用信息量化的直接目标。信用的信息化和公开性，大大方便了信用信息的快速传递、识别和运用，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交易风险。
4.商事信用的依附性。商事信用的依附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事信用对商事主体的依附性。商事信用专属于商事主体，非商事主体所拥有的信用不能称作商事信用，商事信用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商事主体无法抛弃，也不能与其自身分离而单独出让，只能与其营业一同让与，这就决定了商事信用无法成为独立的交易标的和财产利益。二是商事主体对有形资产的依附性。商事信用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必须依附于有形的资产而存在。我们判断某一商事主体是否讲信用，就必须调查其已往的行为记录和现实的资产状况。在商商事领域，“无资产则无信用”，这就决定了商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资产信用。
5.商事信用的预期性。商事信用在时间上具有预期性，是一种未来的履行承诺活动。如信贷、赊销、预付、期货交易、商务等，均是以商事信用为依托在未来时间里履行先前承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承诺和履行之间必然有先有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时间差是商事信用产生的要素之一，如果缺少了时间差，商事信用就无从谈起。
三、构建我国商事信用调节机制的社会基础与法制需求
（一）我国商事信用秩序的混乱现状
我国虽有“人无信则不立”的古训，但当今社会，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在利益的驱使下，观念上的东西逐渐显得苍白而无力。事实已证实了这一点。在我国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体制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缺失等非诚信现象的出现，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冲击市场；偷税、漏税、走私、骗汇、骗税；合同违约，商业欺诈，欠债不还，三角债、多角债，逃废银行债务；财务失真，作假帐、搞两本帐；假数字、假政绩、报喜不报忧，凡此种种，表明我国出现了“信用贫困”，“信用危机”。[19] 而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20] 有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万家改制企业，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有逃废债务的行为，造成银行大量的呆坏帐，而中小企业有 23.5%的比例因信用不佳一直贷不到款。[21] 另外地区信用环境的恶化也已经开始严重窒息当地的经济发展。数据显示，广东潮阳因信用恶化的原因，在2001年下半年，总产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5.5%，财政收入下降44.2%，外贸出口总额下降74.9%，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0.4%.[22] 由此可见，商事信用秩序的混乱已经成为严峻的现实，这种现象反过来又牵连到那些守信的商事主体，使守信的成本高于失信的成本，严重地挫伤了守信者的积极性。信用恶化带来的恶果，即使用百倍的努力也难以消除，它严重困扰着企业的正常经营，打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目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
（二）现代商事交易对信用调节机制的法制需求
有交易，就有竞争。经济竞争是商事交易必然会面临的问题。经济竞争是社会竞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作为人类社会较早出现的一种竞争形态，经济竞争发展到现代其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国际化竞争已经逐渐形成。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竞争者要想保存自己的经济实力，获取理想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竞争可以带来繁荣，信用是其竞争力后盾；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竞争可以带来利润，信用是其软资源。一个企业信用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竞争的成败。同时，加入WTO后的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易机会，在整个投资环境系统中，信用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外资的进入状况。企业或个人的信用成了其吸引外资和寻求合作机会的外动力。对他们自身而言，意味着交易机会的增多，对国家而言，意味着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信用已不再是单个人的事了。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契约经济，同时更是信用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