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政治格局相对稳定，重庆作为四川一部分的地位“天经地义”，只是随着重庆商业的发展，重庆在四川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早期报纸对此也有所反映，比如《广益丛报》第陆年第32期（西历1908年至1909年1月1日）中《纪闻》之《四川》有报道：“……督宪请设交涉使出奏○次帅以重庆府为全川中心点，近年辟为商埠，交涉事务更极殷繁，旧设关道一缺实不足以资镇摄，因即与外务部往返函商，拟裁去关道名目，即就原有衙门改设交涉司使一缺，既与宪政编查馆之新官制有合，又不至另糜巨？，部中意见与之相同，次帅遂于日前具折出奏”。
辛亥革命中，重庆、成都纷纷独立，各自成立军政府，后又实行合并。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重庆支部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年底，蜀军政府同意成都同盟会员提出的成渝合并建议。1912年，蜀军政府就四川军政府来电提出的五项统一条件复电成都方面，表示赞同四川统一。1月中旬开始，双边就两个军政府合并问题谈判。1月27日签署合并草约，确定成都为全省政治中心，在重庆设立军事重镇——重庆镇抚府，领兵一镇，直隶全省军政府，由重庆蜀军政府具体组织。2月2日，《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正式生效。2月12日，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离开重庆前往成都，途中主动推举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自己居副都督之职位。3月11日，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正式成立，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副都督，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宣告统一。4月1日，重庆蜀军政府撤消，重庆镇抚府成立，尹昌衡的老师胡景伊为总长。5月18日，胡景伊召集镇抚府职员、各部军官、各法团代表、各报记者开会，提出取消镇抚府，遭到反对。会议决定暂时不通过撤消之议。5月20日，胡景伊再次召集会议，决定撤消重庆镇抚府。6月10日，重庆通电全国，镇抚府正式撤消。原镇抚府所辖区域，分设川东和川南宣慰使按临所属，重庆设府知事，执行政务。在这期间，重庆的独立意识兴起，当时报纸即有反映，以现在能查到的报纸，仅《国民公报》（含前身《大汉国民报》）为稍全（实际上也有大量脱漏），其间可以看出重庆的城市意识，而报纸身处成都，其对重庆的独立亦颇多批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民国初年的地方主义政治主张有密切关系，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地方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构以满清专制王朝为标志的封建集权制度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特别是现代中国阶段，地方主义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复杂和深远的影响。据研究，地方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四川 [1]，在某种程度上可见地方主义对四川意识的影响。在包括地方主义在内的观念推动下，清季以来，关于中国的省制产生了多次争论。民初，在各省独立基础上建立的中华民国，实行戴季陶主张的地方分治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当时的政治领袖，无论革命党、立宪派、前官僚，除同盟会中孙中山一系外，多信奉中央集权的政策。民国元年，袁世凯政府就省制问题先后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两个草案。其中第二个草案认为，“欲为根本之解决，宜废省存道，以道辖县。”它提出了两种具体办法：（甲）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一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一面为自治团体。设道总监为行政长官，直隶于内务部。设道会、道董事会、道总董为自治机关。每道辖县四十乃至五十有余。县为国家行政区划，并为自治团体，与道同。设县知事为县行政机关，设县会、县董事为县自治机关。每县辖镇若干，乡若干。镇乡纯为自治团体。以上甲种办法为两级制。若以分析各省为不便，则拟用乙种办法如下。（乙）悉如甲种办法，惟仍留省制。合若干道为一省。省置中央传使一人，名称另定，专司监督各道。不为自治团体，故无省议会等自治机关。以上乙种办法为虚三级制。10月18日，国务会议根据上述乙种办法制定了虚三级制之大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