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样，我们在一段时间过后更加理解胡耀邦报告的深意。它悬搁“文革”记忆，紧扣新时期的工作重点、政治核心，把它作为现代中国的梦想、鲁迅逝世前的预言来实现。他请我们考虑“社会主义强国”与鲁迅所憧憬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之间的同一性。在此前提下，胡耀邦沿用了毛泽东版鲁迅的整体框架，又修改了框架里的内容：将鲁迅形象重构为一个为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而服务的精神象征，即民族英雄的神话。它竭力回避文化专制主义的话题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因为，官方疑虑启蒙者鲁迅的批判立场是否会导致反社会主义。当时，官方还不得不面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意识形态洄流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样，胡耀邦的报告还是难以掩饰官方对于鲁迅形象重构的双重态度：既在反神化中复活鲁迅，又在复活后重新神化鲁迅。既注重鲁迅形象的精神价值，又将鲁迅的精神价值依然解释为一种政治阐释学的实用工具。例如，针对“四项基本原则”所受到的怀疑倾向，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胡耀邦的讲话里多次引用鲁迅语录：“有的是把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错了位置。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脱离现实人民的斗争，用心造的幻影，编出几篇东西，借革命以营私。有的是对新社会发展和革命征途中难免出现的错误和曲折，不作分析。他们不懂得鲁迅所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他们也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作叫苦鸣不平的文学。”[25]不过，胡耀邦作为新一代过渡期党的领导人已经具有了新时期的新形象。无论从党的政策还是他个人的领导风格，都主张避免将精力发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一个事例表现在他此前对于电影《苦恋》的处理态度上。“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该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26]这样，他虽然在鲁迅诞辰百周年的纪念讲话中，避免“文革”的字样，但个人记忆里还是警惕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总之，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为什么重构鲁迅形象？重构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官方在仪式举行前已经具有了确定性意图，这个意图具有明确的延宕启蒙者鲁迅出场的目的论色彩。进一步说，官方所纪念的鲁迅形象还是政治型鲁迅形象。它承担了两项使命：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提供精神资源；为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提供批判资源。前者是重点，后者为前者的保障。而若实现这两项使命，官方又以对“文革”记忆的悬搁作为策略。当然，这个策略暗合了中国人对于历史伤痛易于遗忘的民族性格。
注释：
[1]《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各项纪念活动陆续展开》，《人民日报》，1981年9月15日
[2]《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开幕》，《人民日报》，1981年9月18日。
[3]《民进举行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报告会》，《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
[4]《文联、对外友协、作协举行招待会欢迎来京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的外宾》，《人民日报》1981年9月24日。
[5]《各地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活动简讯》，见《鲁迅研究》，第3期，339-340页。
[6]《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各项纪念活动陆续展开》，《人民日报》，1981年9月15日。
[7]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51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8]《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9日。
[9]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10]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见《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
[11]关于“思想改造”的含义，可以参看洪子城、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第23-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2]《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人民日报》，1956年10月9日。
[1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