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政府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的缺陷分析
3.1 政府主导的粮食价格导致粮食经济运行缺乏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
在中国，无论是统购统销、双轨制，还是实行粮食保护价制度，政府定价都发挥着主导作用。起初是完全由政府定价（1979年以前），继而是政府定价与向市场“放价”相结合，但强调以政府定价为主（1984～1985年），形成了以政府定价为主导的粮价双轨制。此后，又出现了先放后收，明放暗收的局面（1993～1994年），即使是政府价格，也有统购价、合同定购价和被称作“二定购”的政府议价。中国目前实行的粮食收购价格并非是一种符合市场供求状况的保护价，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明显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性价格。这种价格政策虽然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政府较多地取代了市场，从而使粮食经济运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难以根据市场价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有效地配置粮食生产和流通资源。
3.2 粮价信号的失真弱化了价格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没有一个高效的市场价格信号系统，“看不见的手”就不能发挥调节作用，中国粮食价格机制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粮食保护价存在价格信号失真、人为放大市场需求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价格改革的核心之一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这对稳定粮食生产、保护粮农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保护价政策是以粮食供求严重失衡、粮食价格持续低、粮农利益受到较大损害的买方市场为背景的。政府通过指令性手段，强制市场需求曲线右移，把偏低的市场粮价拉至保护价位，人为放大了市场需求。弱化了价格所固有的引导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的自动调节功能，导致粮食供给一度结构性过剩，品种单一、价格矛盾更加突出，客观上也给进口粮食提供了价格空间，削弱了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
3.3 多变的粮价政策导致粮食生产产生较大波动
中国的粮食价格波动常常是由于多变的政府政策导致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市场较大范围的波动大体上有四次。第一次波动是从1984～1989年，由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和1984年连续两年粮食大幅度增产，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 073亿kg。面对这一好形势，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变以往的超购加价为按比例价收购政策，粮价有所降低，给农民的信号是国家要限制粮食生产，导致当年就减少粮食种植面积403万hm2，以后粮食连续5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第二次波动是在1989年，为改变粮食生产不景气的局面，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带来粮食连续3年大幅度增长，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4 500亿kg，然而各地都相继出现了“卖粮难”的局面。第三次是1995～1998年，国家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特别是1995、1996、1997年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385kg。然而，1996年下半年又出现“卖粮难”，粮价下跌并在低谷徘徊，一直持续到2002年。第四次是2003年10月以来，粮食价格走出自1998年以来长达6年的低迷态势，粮价持强劲攀升势态，其涨幅之大，上升速度之快，为历史罕见，与以往相比，这次粮价上涨主要是粮食连年减产、多年粮食消费持续大于当年产量引起的粮食库存和粮食供给下降导致的，总体上是粮食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
4 构建市场主导型粮食价格机制的对策
4.1 将分散的粮食市场代之以体系健全的三级粮食批发市场
当前，中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城乡集贸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突破80 000个。然而，这些包括调节粮食在内的集贸市场只是市场的初级形式，仅能在小范围内调节粮食的供给，难以左右粮食价格。粮食批发市场经过1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价格形成功能也在逐步增强，但一些自发形成的非政府投资的市场，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有相当一部分批发市场难以体现批发的功能，有的只依赖每年1～2次的粮食展销交易会支撑门面，成为“空壳市场”。批发市场在省际间粮食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部管理不规范、缺乏自律机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