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使得对于他的理解变的越来越复杂了。不仅对马克思的解释名目繁多，而且对恩格斯的解释也开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似乎根本就没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而且很多人忘记了毛泽东是中国人，而且甚至连想也不想，毛泽东是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结论产生，那就是，马克思并非是物质决定主义者，而毛泽东有他自己的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版本反而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
(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无疑是从年青马克思的著作开始。随着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几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下子出来两个马克思，不再是一个了。一个是科学的革命的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老马克思，一个是带有很浓厚黑格尔思想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作为哲学家的年青马克思。卢卡契(Lukacs)、葛兰西(Gramsci)、马尔库塞(Marcuse)、萨特(Sartre)似乎是可以归纳为年青马克思学派，阿尔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为老马克思学派。此外，还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割裂开来的人，如考莱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的人。
当然，上述这种问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瞿秋白、艾思奇，还是毛泽东，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他们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他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来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材料。那个时候年青马克思及许多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还读不到。况且，马克思的主体思想是经过第二国际解释的，经过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按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马克思，本应带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综合解释色彩，因为两次国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都掺杂浓厚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自然主义。但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马克思是通过他们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之中的马克思。
下边我们要首先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讨论，那就是：马克思是否科技决定主义者。
我们知道第一国际内部论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方面当时没有一个已经确定了的关于“科学”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唯物论者的社会主义者都将自己的阐述说成是“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杜林(Duhring)和马赫(Mach)。一个是旧式的唯物论派，一个是现象学派。他们对科学这一概念都有自己的讲法。恩格斯在黑格尔派和唯物论派的答辩中，既将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者与唯心家黑格尔相区别，又指出旧式的唯物论是简化主义，它不能说明化学和有机过程，不能将宇宙理解为过程。物质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历史唯物论”这一词汇的由来。
西方哲学上从广义上讲的“决定主义”，是指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概想而言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都是造成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凡造成都带着法规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其实是休谟的观点，只不过后来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当成了信条，而且成了有关科学的支配性思维。沿着这条线，则产生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
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科恩(Cohen)是典型的一个。他的“前提论”认为“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种理解出发，毫无疑问地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诚然，马克思是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马克思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