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地说，恰恰是因为具有对关系进行互系性对应物的观察视野而使毛泽东接近马克思的。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来说，这种观察视野是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它结果与马克思对变化给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几者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也可说内在联系的和内部联系的关系)带来的影响的分析竟是那么接近！
如我在本文前部分说明的，在马克思看来，甲与乙之间为内部关系是说，二者的规定为何，是根据它们所处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在内部关系上，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
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他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我必须是在这种境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 or Bestimmungen)”的意义。
可以说，是这样在“内部联系”和“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而且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说毛泽东是如何接近马克思的问题现在比较清楚了，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不是那种无视客观经济力的唯意志论这一问题，就应该更清楚了。因为象马克思论述内部联系的关系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其实坚持的也是，而且总是强调人的努力要适当，要根据和符合具体环境、时间和情况的需要。这曾一度成了一句口头禅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中，找不到如此众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所讲的那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
从理论上说，也可以从实用效果上说，为了变革社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能动的政治方面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出过不适当的强调，因而忽视客观的经济力量。他所做的仅仅是探索互系的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这种态度，也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方法是接近的。
注释：
①这种情况可参考《Modern China》(第三卷一、二期，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月)上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1987
Peter Manicas，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87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1971
Derek Sayer， Marx’s Method，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