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将辩证法和唯物论引入中国语汇是在大量西学流入中国的过程发生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开始。从俄文翻译辩证唯物论可能是从瞿秋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讲义开始的。三十年代发生了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领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运动。从一九三七年开始，马克思在中国的命运进入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形成了毛泽东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
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就是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比如，蔡元培在他翻译黑格尔的文章中，用的是中国思想的传统术语。瞿秋白教学讲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过程中运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的叙述(“discourses”)。而且，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中国人的古代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通过现代中国人的经验，甚至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的工程。然而，它本身是哲学的扩展，是哲学的深化。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呢？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直接的中国环境中的问题之间发现和确认一种延续性。艾思奇和毛泽东所做的都不是“颠倒”，在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通俗化和中国化过程中，没有“颠倒”。其实，这里是一个很清晰简单逻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里还有个常识性的事实：从西方来的思想，没有哪种更比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对话而不是碰撞的机会。
在这里更为清晰的一点是，毛泽东似乎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这点与“马克思不是决定主义，毛泽东不是唯意志论”的分析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是何以见得呢？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介绍三个重要论点，这就是郝大为和安乐哲所指出的：
一、中国哲学传统所容含的是一种事物本体观(an ontology of events)，而不是质体本体观(an ontology of substance)。将人当成事物看待这一传统做法是通过能动体与其行为(the agent and his act)的互系(correlative)观表达出来的。
二、中国哲学传统没有超绝观(sense of transcendence)。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不象西方二元论，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如阴阳，蕴涵的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这种互系的对应性解释避免了“精神还是肉体”这种成问题的二元命题。
三、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境况(context)。你必须要避免试图用一种僵化的历史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思想家，而应当用传统的视野去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僵化的历史角度”的意思是，历史被理解为是以能动性概念(concept of agency)为中心的，是什么神和哪个“英雄”的主观造的。(1987：11-25)
用以上这三点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能让人尤其清楚。在将宇宙看成是一种互系的，或者说从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看世界这方面，毛泽东是很典型的。能动体与其作为之间究竟什么关系这类哲学提问，在毛泽东那里根本就不成问题。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传统作为进行解释的景况是需要随时考虑进去的。
我们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思想中没有超绝观(sense of transcendence)。对于毛泽东来说，宇宙中每一事物都与任何他种事物相关，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中国哲学上的对应体(polarity)阴阳，现在同样表达在毛泽东的新术语“矛盾”之中。它蕴涵的仍然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决又是取决于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它既不可能是决定论的也不可能是唯意志论的。因为对关系进行对应物的解释需要对宇宙使用一种境况化(contextualist)的解释，其中的事物严格说来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它避免了二元命题那样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