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人们才会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是“经济简化主义论”，那就是将“受条件制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受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和“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中彼此间形成的关系取决于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经验主义的因果条件，也就是说，是“生产力”造成“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造成“信仰”。但是很难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生产力的发展不依赖生产关系。现在可以说清楚，我们可以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解释信仰，社会关系作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构成部分，其中不仅仅包括是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还包括其中所牵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所努力阐明的道理。可见，所谓“唯意志主义对决定主义”的二分叉命题是建立在马克思所没有的观点之上的。
(二)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被误解为决定主义，因而就很容易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将毛泽东说成是唯意志主义者。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同时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更多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他们认为上层建筑也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基础。
什么是唯意志主义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它似乎指的是一种社会分析和革命策略，它把人类意志强调为是产生理想社会变革的前提性的原因能动作用。正是这个理由，唯意志主义才很流行地被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一点是，毛被理解为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比起客观经济力量来，他较多地强调在能动的政治方面主观人为的努力。另一点是，作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毛泽东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加强政治跨越历史阶段。但是所有这些批评所反映的命题都是建立在用决定主义观点看待对历史才有的因果逻辑，还有那种通常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不过，由于决定主义的历史观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叉思维根本就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所以由此推出的毛泽东的唯意志主义也就成了毫无根据的指责。也就是说，唯意志主义并非是毛泽东本人的观点。
其实，毛泽东思想当中确实存在的不是什么对马克思的“颠倒”，而是中国人用自己传统和自己经验的视野而理解的马克思。正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话说的，是“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
在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人并没有通过西方的那个关于“原因性(causality)”的命题，并不具有诸如此类的思维，即一切事情都是造出来的；凡此原因性皆具有法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这种休谟的观点，这种后来在西方被所有经验主义者尊奉的信条，又作为西方在“科学”方面起支配作用的观点。按理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本应在本世纪初用一种第一和第二国际兼有的观点来理解他们所能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而且后来本应用俄国人的观点理解马克思。而不管是第一、第二国际，还是俄国人的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定主义原因观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没有！为什么！这就要考虑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和经验上找到回答。
传统和经验是什么呢？传统，就是我们自古就有的自然世界观(它和西方的世界观相去甚远)，和我们观察世界时的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易经》那里去。所谓经验，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状况，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对这些问题所给予的回答，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我们对西方概念的思考，包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脱离不开我们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
唯意志主义立场的最大问题是不能掌握“原因性(causality)”，尤其是从经验主义所理解的“原因性”出发，更显得如此。然而，可能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正如海尔摩特·威乐姆(Hellmut Wilhelm)所看到的，将能动的过程解释为相反相成是中国的根本传统。(1977：35)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也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