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霸权稳定转向制度稳定,主要表现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日益多元化。由于霸权衰落,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相对不足,而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冷战后国际公共物品的三层次供给,即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持续安全与稳定,这个事实动摇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霸权稳定;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全球主义;地区主义
一般认为,战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一个以美国力量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霸主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从而成功地维持了国际体系稳定。冷战结束后,由于在对外政策上“敌我”关系模糊化,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逐步丧失了绝对优势,霸主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已明显降低,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
国际体系并未因霸权衰落而动摇或崩溃,其原因在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随着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并行发展,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虽有所减少,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了。随着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国际体系稳定不再主要依赖于霸权而是主要依赖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一 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国际体系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即稳定的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物品支付成本,因此,“搭便车”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只有霸权国家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稳定者。
任何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被其他国家“尊”为世界霸主,“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1]实际上,维持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稳定,已经被视为霸权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职能之一。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任何微妙变化比其他国家要敏感得多。一方面,上升国家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家实力的增强,要求分享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从而造成既定的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的急剧变动,威胁着霸权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国内经济不振影响了霸权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直接导致霸权衰落。因此,霸权国家把国内经济增长看做是扶持霸权的力量源泉,霸权体系和经济增长是美国政策孜孜以求的双重使命,二者互为表里,彼此呼应。这种互动关系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以二战后美国贸易政策为例,在美国霸权巅峰时期(1945～1967年) ,美国在全球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实力,这时贸易政策完全服从于外交政策需要,也就是服从于霸权体系的需要。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日渐式微,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刺激经济增长,这时贸易政策被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在很大程度上,外交政策甚至演变成为一种为贸易活动扫除障碍的特殊政策工具之一。这说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恰恰体现了一种追求权力与追求财富的交互运动。对这个交互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要求我们把体系与单元、市场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求我们从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加以分析和阐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求富与求强是以一种动态的、相得益彰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交错’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理解”。[2] 正因为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霸权稳定论一度被尊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说。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最早论证了霸权和国际经济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所以波及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盖因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衰落而美国处于上升时期,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履行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五大职能,从而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急剧动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