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实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异常艰难，并且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应当看到，国际政治问题并不是"民主"能够完全解决的。在国际上，任何一个服从多数规则的决议都有可能损害很大一部分人口；因为许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存在，这种损害就会更为深重。因而如布坎南教授所说，民主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文化异质性太强的社会中（2000，第124~125页）。因此，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实际上要以天下主义的文化为前提。即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在保留自己的特性的前提下，融合成一个全球文明。如果存在巨大的文化分歧，人们甚至连什么?quot;公正"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正的全球组织的宪法共识，改造联合国也将是一句空话。当不同文化通过融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后，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文明显然应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它不仅使不同民族的人不再按民族区分彼此，而且使他们以道德而不是以实力和睦相处。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联合国的民主程序的弊端才能得到弥补，人们更多地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彼此的和平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已往形成的人类文化中，中国的儒家传统有着丰厚的天下主义文化资源。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出现了崇尚短期功利计算的纵横家及后来的法家，也出现了强调在国家间实行道德而不计一时功利的儒家。它对当?quot;国际政治"的基本主张，主要集中在《春秋公羊传》中。在该书中，被认为是真正作者的孔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褒贬评论，道出儒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道德准则。在评论一次楚军围宋城的战争中，双方两个大夫互通情报，最后劝使楚庄王退兵时，孔子肯定了为仁义目的而不计军事胜负的行为（蒋庆，1995，第241~243页）。后来当儒家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后，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黎虎，1998，第22页，第36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李华瑞，1998，第85~90页）。这种主张虽然不符合短期的功利计算，却是一种超越世代的理性主义，即在民族或国家之间建立道德规范，从而减少互相之间的仇视，反而因获得长久和平而更有生命力。这是一种大智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仁者无敌"。它的含义并不是"仁者"无敌于天下，而是说"仁者"因其仁慈而没有敌人。
在秦帝国崩溃后，继承其版图规模但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历代成功王朝，因将道德放进对外政策的考虑中，而一改帝国性质，不以扩张维持平衡，也不以帝国养帝国，因而形成了后帝国体制。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不复出现同样的大帝国，又重新陷入战国时代达一千多年，而在中国，虽然时有中断，后帝国形态却持续至近代。这不能不说是有无儒家的国际政治道德的区别。更为现实地看，任何能达致天下主义永久和平的国际政治演进，更有可能依赖于一种后帝国的形式，即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同时接受儒家的国际政治思想。孟子说，天下最终?quot;定于一"，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将儒家的国际政治道德用于天下一统过程的结论。而这种儒家精神并非中国所独享，它是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任何一个达到一统天下实力的民族或国家，如果中止改进武器的努力，并公正道德地对待其它民族，它将会为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同时，获得本民族的持久繁荣。 当然，永久和平还只是一个美好的图景。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使人类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这一目标。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人们为了局部的和短暂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奥尔森教授揭示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似乎在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在它背后是似乎颠扑不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动机。美国走向新帝国的道路，美国国会中不断传出的鹰派的声音，好像在证实这一点。然而我们在历史中也看到，人类社会的规模又确实从小变大，更多不同的文化在被整合在一个社会中，在这其中，那个似乎虚无飘渺的道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经济人的逻辑不同，道德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不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牟取自己的利益。对个人来说，道德可以带来从长期来看的好处。依靠技术消灭不了敌人，而道德却可?quot;消灭"敌人。对于社会整体来说，道德具有某种超越精神，因为任何个人或局部为社会的更大整合而坚守道德，虽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增益，但自己很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得不偿失。但这样的道德毕竟出现了。自古至今，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反对流血冲突的殉道者，我们也享受了因他们的努力而创立的更大范围的文明。人类的历史恰恰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搏斗中前进的。只不过每一次道德的胜利都是以战争的残酷教训为代价的。这一次我们可承受不起这个代价了。既然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人类的暴力手段要由道德力量来驾驭，并?quot;以德服人"胜于"以力服人"，那么我们今天能否期待，核武器和基因武器能被道德力量驯服，天下主义的道德理想能够战胜武力竞赛的丛林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