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基督教。尽管经新教改革和世俗化，基督教已经变得更为宽容，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宗教之一。特定的圣子形象，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宗教故事，使得具有较高超越神圣性的基督教，却不具备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性质。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成功，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使得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扩张冲动相辅相成。火刑柱和十字军的历史提醒我们，它曾因为信仰而杀人。直到今天，它的宗教理想仍主要是世界的基督化，而不是与其它文明平等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一种道义资源，更缺少增进世界福利的含义，却会增大冲突的可能。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宿怨，更有可能把较小的纷争变成危险的宗教战争 。而不断改进杀人武器的努力，已经变成保卫神圣基督教的高尚事业。 我们也应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不适合用来标榜、却实际存在的文化意识，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结。我们可以在美国早期的文献中看到大量这类情结的表述（迈克尔· H·亨特，1999，第21~95页）。而在今天，这类情结或者借助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漂亮外衣而发泄出来，或者深深埋藏在心底，却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们显然会推动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扮演负面的角色。
当然，在美国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中，也有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种族平等、普世人权、反对战争的传统；在美国政府的外交传统中，也有追求道德理想的威尔逊主义（基辛格，1998）；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上述倾向。然而无论怎样，新帝国的政治性质，最终还要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为了维护新帝国的单极统治，美国必须不断地开发更为"先进"、从而更为可怕的武器。这一规则本身就违背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世界的和平。静态地看，这一规则将本可以和平利用的资源耗费在开发和制造武器上；动态地看，它鼓励所有的国家参加这场实则野蛮的竞争。为了维护新帝国的优势地位，美国也必然采取削弱它的潜在对手的国际战略。如果哪个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出现经济上的崛起，从而有可能在较大程度改变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甚至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维护新帝国地位的美国人就宁肯不遵循这一经济规则，进而会采取各种压抑潜在对手发展的措施，甚至可能动用武力 。美国就有可能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变为国际公共灾祸的提供者。
因此，尽管新帝国在中短期内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非殖民化的世界大势和美国的理想主义约束着美国比以往传统的帝国更为收敛，但由于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和内在的自律精神，如同一个在双寡头竞争中战胜对手的垄断者，美国在更多的时候会以损害别国和世界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好处。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抗拒，这又增大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多，维系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原因。而由于新帝国基本规则的支配，它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的技术改进来对付每一个新的危机。尽管从获取财富的形式上看，新帝国比以往直接掠夺的传统帝国更?quot;文明"，但从它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深层规则（即武器先进者胜）来看，它远比传统帝国更为危险。因而无论是它过于强大，还是它走向没落，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阵阵伤痛。从长远看，这是将人类引向深渊的毁灭之路。
四、战略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含义
"911事件"与以往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战略意义。所谓有战略意义，就是说它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而在此之前的某个劫机事件或爆炸事件，都难以产生如此影响。因此我们称进行此类活动的恐怖主义为战略恐怖主义。那么，对于国际政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使核恐怖均衡的条件不复存在。核恐怖均衡战略是以能够进行核报复为基础的，而报复的对象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这时，一国人民是另一国人民的核人质。然而战略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国家，他们的行为多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总有些庇护他们的国家，但一来他们隐藏在哪个国家并不确定，二来庇护国家的人民究竟与恐怖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为恐怖事件对他们进行报复就缺少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在策划和准备阶段，可以隐藏在他们想打击的国家本身而不露出破绽。因此，面对战略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报复将失去目标，核恐怖均衡战略也就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