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社会地区分化。
社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传播分化。就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看，突出表现为东中西部和城乡分化两个方面。首先，严重的东部和中西部的传播分化。具体表现在传媒发展水平、传媒的基础条件，以及传媒交流等方面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严重分化。其次，严重的城乡传播分化。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城乡的二元结构，也导致了传播的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基础条件、媒介消费、信息交流等方面城乡严重分化。尤其是对于农村传播的缺位问题，国内学者们也都有所认识 [17]，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大众传播的协调发展。
三、结语
传播分化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问题，它是我国当前大众传媒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认识到，传播分化是传播发展中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化现象，从而使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得以均衡发展。
就大众传媒的现实发展看，传播分化的直接结果是分化所导致的传播冲突，如对这些传播冲突不加以有效的社会控制，将会进一步导致传播的不和谐和非均衡性发展。传播冲突是传播分化中的必然结果，传播分化的差距、区隔和分异，首先导致大众传播的社会结构、阶层、地区等的传播发展差距，这些传播分化的具体差距，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比如对媒介资源的掌控的差距、对媒介信息使用的差距等，就导致因媒介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对立和冲突。其次，导致传播系统在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分化出子系统，现有系统和这些分化的次级系统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比如传播意识形态的多元冲突，就是比较明确的方面。其三，导致传播系统的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这些分化出的异质性因素和特征，本来就作为传播系统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自然就和系统本身产生冲突。总体来看，传播分化的冲突最终引起大众媒介的诸如价值系统、文化系统、意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非均衡发展。
当然，从理论上讲，传播分化最终会走向传播整合。但是，就现实看，任何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绝对不会主动放弃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也就是说，传播分化不会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节来解决。由于大众传媒的性质的特殊性，即它作为社会公众意见表达的公益性和追求商业利益趋利性的双重特征，因此盲目地依靠市场力量，显然不会得到有效调节，传播分化也不会自然实现传播整合。这样，要有效实现传播的社会整合，制度控制和政策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媒介发展的制度建设中，国家和政府如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到传播差距、弱势群体、边缘化等媒介冲突因素，从而实现媒介文化对社会的真正救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此来看，传播分化的社会调控就显得相当关键和重要了。[18] 法国学者高龙指出：“一方面，在中国，传播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传播在中国社会的重新结构中举足轻重。从维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出发，传播是一个强化社会联系的纽带，保持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中的中国大众传播是处在一场危机当中，……是传播媒介在国家权威和城乡社会之间起着平衡作用。”[19] 因而，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避免传播分化，实现传播整合，大众传播的制度建设应是我国当前媒介发展的首要任务！
注释：
[1]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3页。
[3] 蔡琪：《多维视野中的受众研究》，中华传媒网，http://www.mediachina.net/，2004.3.12
[4]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5] 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