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变迁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条件出发，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大一统”制度给中国当代社会的正面影响，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以“大一统”制度传承下来的国家统一观为例，它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能够坚持不懈地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根本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目前不但中国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大国观念和强大的政府传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崛起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经济发展都很不平衡的今天，这种国家统一观，也为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和文化的高度智慧。
总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将从外国引进的制度与中国的历史制度传承进行全面统筹考虑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反对妄自尊大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一切以外国制度为标准的新的教条主义。因此，为适应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的客观要求，以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文化和观念的主观需求，都使得重新审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已经成为确定中国进一步发展方针和目标中必不可少的任务。
二、应充分重视维护大国统一的历史经验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布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政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
在资本主义产生前的传统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面对着各地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高度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各自特点，灵活地采用了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这就是说，在坚持由一个政府统一领导全国行政工作的前提下，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采用了多元化的具体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安定的重要原因，也是保证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运行模式和实施机制。在今天，当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关头，“多元一体”的管理模式，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制度认同和智慧结晶，提醒我们继续注意从历史中挖掘那些可以为我们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