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国的文化宝藏，源远流长，璀璨辉煌。
我们祖国的语言传承，丰富优美，蕴涵深广。
当今世界，语言总为民族争光，哲学已向语言转向。
新的世纪，语言雄踞文化层面，理性催动悟性张扬。
我国春秋时期，讲学、游说、舌辩、争鸣，生动活泼的口语造就了人们“口若悬河”、“能言善辩”的本领，涌现了大批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雄辩家和理论家。秦始皇的“书同文”，进一步完备了以统一的文字记录、流传、交际、保存文化（包括语料）这方面的民族大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自从科举制度兴起，“学而优则仕”，以文章取士。口语离开了宫廷，走入了民间，日益被正统文化所冷落。偌大的中国，开始了“重文轻语”的漫长历程。至今，历代诗文浩如烟海，口语创作史料匮乏。虽有语音、声韵等研究成果累积丰厚，弥补了口语理论的某些不足，但是，语言竟能映照文化的盛衰、成就文化的存佚，怎不令人深思？
时代的发展，促使口语几经奋争，特别是“五四”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使得口语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积重难返，书面语仍以不可阻挡之势独领风骚，口语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社会活动中，书面语的使用范围愈益扩大，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口语的使用只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或者那些当下的场景里。
广播电视的出现，是有声语言的春天，在这时文字语言退到了从属的地位。尽管以文字稿件作依据的时候居多，“有稿播音”可以锦上添花，但即兴谈话的机会增加了，也能出口成章地进行“无稿播音”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风格相得益彰地成为电子媒介的传受共享硕果。其间，提出过“绝对忠实于稿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极端要求，出现过“不喊不革命”的畸形样态，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仍然激发了语言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喉舌”主功能，同移植、创新带来的节目的“多样化”，终于使有声语言在历经劫难之后，再一次焕发了不可遏止的生命活力。
可惜的是，曾几何时，日常口语又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越生活越好”、“越自然越好”，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交流的汪洋大海。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有稿播音”，字正腔圆、刚柔相济的“播音语言”，竟成了“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对象；把被叫做“传声筒”、“念稿员”的专业创作人员，硬是挤到了只与“政治宣传”有关的领域（如新闻节目）里，而在其他领域又几乎无所作为。许多节目，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囫囵吞枣、胡聊乱侃、差错百出、俗不可耐。一段时间，有声语言的规范空间、审美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讦。“不学而能”成了时尚，“语言功力”倍受冷落。“重文轻语”虽然披上了“口语至上”的外衣，却仍然掩盖不了对口语的轻视，同“文字至上”不过是“殊途同归”。
多少年来，众多的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为“语同音”辛勤劳作。语言学家们殚精竭虑、大声疾呼，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热情支持。但是社会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致使这种努力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不但写进宪法，而且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铺设了一条通衢大道。“语同音”的理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全国的语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人们，都欢欣鼓舞地、矢志不移地投入了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确实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了更好、更快地达到我们目标，特发表语言启蒙行动宣言：
（1） 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才产生了语言。语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
（2）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