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福和吴林江、冯根福和王会芳通过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样本的检验，发现混合并购绩效在并购后先升后降，横向并购效果后期的绩效优于混合并购，并购后第2年止，混合并购和其他类型并购在绩效上已没有显著差异，纵向并购绩效不显著。方芳和闫晓彤的研究表明，横向并购中公司总体绩效是上升的，纵向并购中公司绩效先下降后上升，混合并购中当年业绩显著上升后明显下降。范从来、袁静发现处于成长性行业的公司进行横向并购绩效相对最好；处于成熟性行业的公司进行纵向并购绩效相对最好；处于衰退性行业的公司进行横向并购绩效相对最差。
国信证券－海通证券联合课题组在“沪深股票市场公司重组绩效实证研究”报告中，把中国公司重组分为扩张式重组、收缩式重组、控股权转移和公司内部重整，其中控股权转移又分为国有股无偿划拨和控股权有偿转移两种，发现市场对控制权有偿转让的重组事件存在较强反应，但重组在整体上并没有导致公司的持续发展。万朝领考察控制权有偿转移，控制权无偿转移，扩张型重组、收缩型重组和内部重组的方式，也发现重组在整体上并没有导致公司的持续发展。张德平的结论是在各种方式的并购中，资产转换类并购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得到改善的比例最高（66.67%）。朱宝宪、王怡凯也认为市场化的并购和有偿并购效果更好。李善民和李珩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扩张，战略转移类的公司在重组当年，重组后短期内没有明显改善或下滑，而收缩类公司在重组后 2 年后绩效发生显著性改善。
（三）不同股权结构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此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特殊，主要表现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而且在流通股中法人股和国家股占有重要地位。理论研究几乎一致认为，公司绩效与国有股负相关。
朱乾宇认为在取得绝对控股权的前提下，控股比例不宜过高。冯根福和吴林江，冯福根和孙辰健的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在短期内呈正相关关系，从短期看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短期的并购绩效要优于非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但从较长时期来看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即政府干预型的并购活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
因为采用财务数据研究法研究并购的文献选择的财务指标不尽相同，研究的方法各异，而且即使采用同样的会计指标法进行并购绩效检验，也可能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令现有的经营业绩对比研究法研究结果之间不具可比性，因此难以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三、其他研究方法
随着方法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学者试图对研究方法进行融合和扩展。洪锡熙、沈艺峰采用个案研究法得出二级市场收购并不能给目标公司带来收益的结论。张文璋和顾慧慧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样本进行严格的统计检验，同时也运用财务指标因子分析法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从总体上对并购事件作出了积极反应，特别是对资产置换类并购事件反应最为显著。张新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并利用财务指标加以验证，发现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价值，但对收购公司股东却产生了负面影响，社会净效应不明朗。余力，刘英采用会计研究法、事件研究法和个案分析法研究表明，并购重组给目标企业带来了收益，而收购企业收益不大且缺乏持续性。李心丹等采用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并购活动总体上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游达明，成宇君针对经营业绩对比法与事件研究法的不足，引入一种能够消除企业间客观基础条件差异影响的二次相对评价模型。李增泉等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或掏空动机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朱顺泉，李豫湘，武娟利用突变级数法发现并购行为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是明显的。李敏、袁媛利用EVA指标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来评估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短期绩效比较显著，而长期绩效则较差。王迎春，王谦认为在公司并购评价中创值比创利更重要。杨晓嘉、陈收站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高度，运用多目标优化理论，构建的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矩阵评价模型, 发现并购总体绩效不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