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02年的“21世纪COE计划”项目，共有31所国立大学获得84件，130.02亿日元，占总金额的77.6%；共有4所公立大学获得4件，5.32亿日元，占3.2%；共有15所私立大学获得25件，32.09亿日元，占19.2%。从结果公布后的反映来看，尽管有人批评评审的过程等还欠透明，但大多数人认为，各类大学获得立项数的比例等与它们博士点的数量比例及水平基本相当，因而此次评审相当公正、公平。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文部省曾决定实施“大学院重点化”政策[6]的7所“旧帝大”和东京工大都名列前茅，而神户大学和广岛大学的排名却分别为第24、25名，一桥大学和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更是榜上无名。虽然有某些客观原因，但对这些大学已造成很大压力，迫使他们加快改革步伐。
2003年，文部科学省将对2002年度已选定的项目拨付第2年的补助金，同时还要在“医学”、“数学、物理学、地球科学”、“机械、土木、建筑及其他工学”、“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复合、新领域”等5大领域公开招标和选定新的一批项目。2003年度这一计划的预算为364亿日元（包括对2002年度选定项目的第2年度的拨款），2002年度为182亿日元（实际下拨167亿多日元，因为要扣留7.5%的行政经费等）。
四、“大学结构改革”的背景及意义
从字面上看，类似日本的三大改革举措中国也有，甚至我们似乎还走在前面，不由得一阵窃喜。本文限于篇幅没有进行中日比较，只想提醒一句：请注意细节。正是在细节上体现了两国大学改革的一些差别，有的可能还是根本性的差别。还有，对于日本“大学结构改革”，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结构”二字，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领域，而必须将它置于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中去考察。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曾被称为“奇迹”，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迎来的却是所谓“失落的十年”（至今已不止十年）。目前日经平均股价指数甚至还不及19年前，只有高峰时的22%不到（2002年11月14日收盘为8303点）。2001年日本GDP名义值跌破500万亿日元，缩水到1995年的规模。1990年，日本的财政状况在西方七国中是最好的，目前却是最差的，累计债务余额已达到GDP的140%。截至2001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达921.42万亿日元，而总资产仅为736.6万亿日元，资不抵债严重，财政十分空虚。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余额高达52.44万亿日元，超过GDP的十分之一，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2001年破产企业总数超过1.9万家，为二战后第二个最糟年份。2001年12月，失业率高达5.6%，创历史最糟纪录。
日本经济的双重结构，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重要根源。日本的经济体系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面向出口生产的部门，包括生产小轿车、家用电器、机械以及钢铁等出口产品的企业，这些企业很早就面向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这部分企业的生产率很高，甚至比美国的高生产率企业高20%。在目前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们仍然能够同欧美的大型企业进行竞争。但是，这类企业的经济规模只占GDP的15%，吸收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劳动力的10%，国家对这类企业既没有严格的管制也没有任何补贴。另一块是面向国内生产的部门，例如食品加工、服装制造、商业流通、医疗服务、建筑业、农业等等。日本政府管制相当严格，同时也给予了大量的补贴，其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的85%，雇佣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0%。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这部分产业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只有美国同类企业的2/3左右，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然而日本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它们，造成了大量不良债权。由于日本的经济结构一直没有调整好，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国民收入下降，个人消费停滞，内需难以扩大。因此，要根本解决日本经济的问题，必须对“曾很强壮但现已疲劳”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
2001年4月，被自民党保守派视为“另类”的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并成为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明星”首相。他从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起，就高喊改革口号。登上总理宝座后，更是“改革”不离口。一时间“改革无禁区”、“没有改革就没有景气恢复”、“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等成为日本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小泉打出“新世纪维新”的旗帜，把新内阁定位为“结构改革内阁”，“大学结构改革”就是其整个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