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文革”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三、法德兼治：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1.法治代替人治的性恶论和性善论思考。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