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宪政制度的脆弱和曲折使很多人对其产生了怀疑。尤其落后国家的人们常常对民主宪政失去信心，因为民主宪政使他们的国家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动荡状态，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不是民主宪政使这些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状态，而是宪政的实现过程，即由非宪政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使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民主宪政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政治领袖的认同和反复演练，更需要整个社会民主宪政意识的提高和全体人民的坚定支持。
如果将宪法和法律理解成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应遵循的规则，那么，宪法就是所有规则中的最初始的规则（也可以说成是元规则）。宪政产生的特殊性在于，宪法所规范的是主权，即国家最高权力。由于没有宪政也就没有规范最高权力的法律，因此建立宪政的过程是无“法”可依的。我国学者吴思先生将暴力对社会规则的决定性定义为“元规则”，认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暴力通常是决定最高权力归属的最后手段。这样，我们看到宪政建设与暴力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暴力并不能直接产生宪政，相反暴力斗争更为自然的产物是专制统治。我们知道，暴力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而从军事常识看，只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才有战斗力。 这样看来，在取得国家最高权力之前，最有力的权力角逐者必须率先建立起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一旦战胜所有其他政治派别，这一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很自然地就会建立起全国性的专制政权。国家最高权力的这一特点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专制君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那么普遍。例如，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古代中国。即便在欧洲，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间，在政治上属于许多地方性的自治公国，尽管这些公国面积都很小，但在各自的版图内，都是实行独裁统治的。
但是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例外，比如，古希腊罗马。在那里，国家最高权力没有最终集中到某个人身上，而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势力之间达成某种契约就成为可能。换一句话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契约，即制定了宪法。因此，如果我们从政治的实际演变观察，将宪法理解成各政治派别之间妥协达成的契约，比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契约更准确。在古代和近代宪政产生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和妥协：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那么宪政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他也就不需要契约—¬即宪法了。这个政治领袖就成为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来源了，于是专制便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