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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我们以前的辩论，我觉得我们以前之所以没能很好的辩论下去，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
一、我们多年不见，彼此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一时很难完全沟通、了解。我们以前的辩论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沟通，而“没能很好的辩论下去”这很可能是沟通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当时的我对我所不赞同的你的一些观点确实没找到很好的反驳理由。因此自然不能说服你。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这些理由。你有兴趣的话，我会逐渐和你讲述。
三、就是写文章太难，再加上当时我的思想属于建立初期。这自然使你觉得我的文笔太嫩，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等。但是如果你再读我现在写给你的信，你肯定会发觉我的这些问题已经缓和了许多。
现在，我的知识又取得了很大进步，最主要的是我终于弄懂了西方哲学。以前我只是片言断语的接触了一些西方哲学，尽管我总是试图系统的学习一下西方哲学，但我生活的环境不允许──主要是因为钟祥太小，很难获得这方面的书籍，所以只好凭借自己的悟性。九八年下半年，我终于悟出了西方哲学的真谛。现在我又终于获得了系统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书籍，因此又正好得以弥补以前的缺限，使我对整个西方哲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主要讨论的是认知论问题，而中国哲学则主要讨论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是西方发展出了科学和工业文明,而中国 (事实上除西方以外的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是如此)却没有的根本原因。以前的我和你，主要接受的是中国哲学的影响,没有理解西方哲学的价值,我这封信主要就是要和你谈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相信一定会给你极大的震动！
人最根本的特性就是人有理性,这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本质之所在。 而所谓理性无非是指人认识自然的那种认识能力和认识功能。因此对人的理性及相关的认知原理作一下考察，这是非常根本、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人的理性问题所作的考察的哲学就是认知哲学。人的认知应该有一个出发点，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指出认知的出发点是“我”(即人的理性本身)的无可争议性。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所接受的一切知识都应该先经过我们自己的理性的严格怀疑之后，再经过严格的论证、证明其确实正确无误之后才能被接受。而不是接受宗教、权威等影响。但他在此发现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就是“我怀疑”本身。因为如果你连你此时在“怀疑”就怀疑了，那么你现在所怀疑的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接着他就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论证了“我怀疑”的明确无误性。因为“我”这时在“思考”(表现为“怀疑”)本身就足以证明“我是存在的”。笛卡尔实际上道出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经过“我们自己”认识之后自己确认才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识。
当我们知道了认知的出发点后，接下来就要知道认知的方法。对于认知方法，西方主要有演绎和归纳之争。笛卡尔在提出了认知的出发点之时，实际上也提出了他的认知方法。他反对盲从、盲信，主张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先应经过充分的怀疑之后才能确认。他是一位演绎主义者，他希望一切知识都能象数学知识那样从极少数一些确实正确无误的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出整个数学系统。与笛卡尔相对，西方还有一些被称之为归纳主义者的一派。归纳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人们从经验中一步一步的归纳出来的，而不是象演绎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从极少数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演绎法和归纳法。
所谓演绎法是指从一般推知特殊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将它表述为三段论：
大前提 所有的人都会死
小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
─── 比如: ─────────
结 论 所以苏格提底会死。
演绎法的重要意义反映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上。我们初中所学的几何学就属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简称欧氏几何),我们知道,它是建立在一些唯数不多的公理基础之上,然后从这些公理中推出定理。这其中的每一种、 每一步推理，以及我们运用这些公理、定理证明任何题目的推理过程都必须严格的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因此，欧氏几何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古往今来的许多西方学者都希望一切知识都能象欧氏几何那样建立在唯数不多的公理基础之上，然后运用演绎法推出全部知识体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以欧氏几何为范本写的。你希望找到一个能解释一切的公式的思想，实际上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