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人彼特拉克曾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欧洲的这种对“人的重新发现”，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神性”的消解与冲击而进入“启蒙运动”时期后，已经客观上提出了以人文的、理性的视角对人类历史进行自觉反思的要求。意大利人维科（1688—1744）的《新科学》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尽管“历史哲学”一概念为其后的法国人伏尔泰所首创，但维科仍被公举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生前寂寞名，身后哓哓事。今人或可感叹百科全书式的维科的思想之博大，当然也有人以之为庞杂。然而，维科生前是孤独的，寂寞的。他的大部分生涯和学术创作，是在其故乡那不勒斯进行的。为谋取那不勒斯大学的民法课午前讲座的荣誉讲席，维科曾做过认真的努力和积极的争取，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只能25年守着同一个教授讲席讲授修辞学。实际上，维科之所以努力争取那个荣誉讲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薪金比较高，而生活困顿且有8个子女的他确实需要那笔薪金来维持家庭生计，还可以靠它来自费印刷书籍。维科的家庭很不幸，妻子善良有加，然而却是文盲。他的二女儿体弱多病，治疗所需药费之高昂，使他一生为之受累。特别是，他的儿子伊尼亚齐奥，不学无术，渐入邪道，这使他尤其担心，以至亲自报警，想通过警方来归训自己的儿子。当警察来抓自己的儿子时，维科又颇为后悔，于是长跪以哀求儿子改过，以便他撤回对儿子的报警。但这个不肖之子，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仍旧我行我素，警方之惩戒，亦未奏效，及至后来，终因犯罪而被处死。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年老的维科伤心呢？
更为主要的是，维科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一直遭受极大冷遇，这使他犹为失望。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思想探索者最为沮丧的东西。尽管维科一直把自己的《新科学》比肩于培根的《新工具》——《新科学》的取名就是仿效《新工具》——并把第一版《新科学》托友人转赠给牛顿，但牛顿并无任何回音，甚至牛顿有没有收到，他也不得而知。他只好自嘲说：“牛顿如果收到了，他也是不会懂得这部书的意义的。”悲凉的人生和孤独的探索，使维科悲愤抑郁，他把自己的故乡那不勒斯称为是“荒场”，而把自己说成是“故乡的异客”。非但如此，维科还把整个欧洲都称为是“荒芜之地”，认为“腐败的文学风气”笼罩着它。然而维科即使在这种幽暗旷野的包围之中，也颇有自信，认为自己与那些暮气横秋的人不一样，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新人。”他也以英雄自许，说：“我毫不畏死，富有勇气，不再与对手一般见识了。”
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巨人，却称自己是“故乡的异客”，反映了他思想深处与家乡乃至整个欧洲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内心渴求进步、改变现实的思想和外界封建势力、教权机构之间的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
《新科学》先后出了三版，第二版修改幅度不大，第三版以《维科的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为书名出版（下以第三版为例），和前两版相比较，不但篇幅大增，而且内容多有变动，可谓前后判若两书。《新科学》凡五卷，气势宏大，指涉庞杂，被称为是“雄辩的富于《圣经》隐喻书信体散文”。
《新科学》的主旨是反对笛卡儿主义者将理性视作一切真理的来源，鄙视把自然研究理论和方法机械搬入人类研究领域来的做法。维科试图说明：“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的心灵各种变化中直接可找到。”更为关键的是，他还试图通过这种人类的自我理解，亦即通过其“新科学”的努力，发现各民族的共同性亦即人类的普遍原则，以便建立有关人类“理想永恒历史”的解释模式。
人的思维是以确定的边界之画定为边界的，然而人类的起源和终了，却与无始无终亦即无边界的时间相勾连，故对人类的起源，或者史前时期（无文字记载）作出任何的解说和结论，都冒有猜测和幻想的危险。这点维科本人很清楚，说：“就异教世界中神和人的各种制度的起源进行推理，我们就达到了最初的起源，如果想再往上追溯到底去找更早的起源，那就是徒劳无益的好奇心了。”故而他对此问题之说明，直接借助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的子民，在大洪水时代已是各行其是，进入了野蛮（禽兽）时代。人类文明的起源，端赖乎祭礼（关涉宗教：无神论的人不可能组成社会和民族）、婚礼（关涉家庭：节制情欲而稳定社会秩序）和葬礼（关涉灵魂：人类灵魂不朽）三大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在这里，维科尽管承用了现成的上帝创世说，但他却基本上把上帝排除在人类文明行程之外，而且也放弃了流行的霍布斯等人以“契约论”解释人类社会起源的作法，从而为人类习俗对人类演进历史的重要作用保留了空间。而以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历史，正是维科的重大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