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2日，江泽民对俄国进行了四天访问，这是自毛泽东五十年代访苏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苏。从这样的标准官式友好访问中，能够解读出来的关于双方战略关系的信息并不多。如果分析两国关系的背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俄两国今天的关系与什么有关？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曾经亲密无间，也曾经大打出手，其中既有现实利益的争夺，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共曾经实行过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外交政策。现在，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达到了五十年代以来最大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在两国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毛泽东时代，中苏两国关系的摩擦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相互影响，两党在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的冲突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各自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互相指责对方是假社会主义，结果双方外交关系中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今天的中俄两国，在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知和意识形态上，距离极大，但情形却与过去截然不同。目前，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治，把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包括俄国的民主化都标上了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标签，其目标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政权，而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理念和制度作正面斗争，所以中共并不想在国际上站出来充当社会主义的“旗手”。
俄国初步的民主化已经在社会中扎根，连俄国共产党都不愿意向民主制度宣战，它深知苏共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民心，只好转向西欧式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社会主义口号，来争取选票。至于俄国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对共产党的统治深恶痛绝，而以成功地推动民主化、并享有民主化成果感到自豪。但是，俄国社会只是较多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并没有对七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以及维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深刻的反思。换言之，面对苏联的瓦解和苏共的失败，倒底是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不错、但斯大林错了，还是马克思不错、列宁斯大林错了，或者马列不错、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错了，抑或马恩列斯都不对，这在俄国社会和知识分子中并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更没有多数人的共识。因此，现在俄国的民主化不会伴随意识形态上的“非共产主义化”，在俄国不会出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
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广泛，但政治上的摩擦却越来越大，总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可能。而与此相反，俄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却大大缩短了俄国与西方国家间的距离。那么，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俄国会不会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而把它的国际交往变成以与西方国家交往为主，这样，中国会不会处于相对的孤立中？
俄国确实有亲西方派，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俄罗斯不可能实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这有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在俄国近代史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俄国一直存在着亲西方派和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拉夫派的较量。前者更偏好对欧洲开放友好，希望尽快通过欧化而迈入现代化；而后者则更强调俄国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俄国作为欧亚国家，要平衡考虑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摧毁这些想法，所以，尽管历经了近一百年，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斯大林统治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控制系统使得俄国的亚洲部分逐渐加深了与欧洲部分的联系，各民族精英被笼络到莫斯科定居、许多民族被迫整群大迁移、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造成了俄国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以至人种的混血。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俄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亚洲、对东方有着一种较为深刻的认知，与中欧、西欧精英对亚洲的远距离观察有所不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俄国坚持一种欧亚平衡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