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冲击。首先有一批思想尖兵，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发表了虽显幼稚，很见胆略的一批作品（《爱的权利》、《爱情的位置》、《献身》等），冲开了禁区的缺口，向前挺进。不过，这批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爱情文学，在几千年的禁欲主义之后，尤其是在“文革”的极端禁欲之后，不可能紧接着就出现真正的爱情文学，而只能作为过渡状态，出现“前爱情文学”、“准爱情文学”，即，并非正面地、细致地、透彻地描摩爱情，只是在为爱情争“权利”、争“位置”。当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附带功能：为真正的爱情文学的出现酝酿情绪、训练技能，即，做好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直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爱情小说。它把一个情感富足者甚至剩余者（钟雨）的爱情，写得缱绻细腻、荡气回肠。这堪称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意味着对“爱情”这一题材区划的正式占领。但是，“题材禁区”并非已完全占领，还有“禁区中的禁区”，那最后一个顽固碉堡有待拔除。那就是对性行为的直接描写。前述爱情小说，都只写情爱，不敢涉及性爱，更不能谈性欲，只围着它打外围战。性欲是爱情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生理基础，是“爱情之泵”，当然也就是小说尤其不该回避的。但中国古人，历来提倡“禁欲”、“无欲”，直至８０年代，人性也还只有限地得到复原———“清心寡欲”而已。这道关口是难过的。经过一再地耽延，到８０年代中期，终于打响了这场攻坚战。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晓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共同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终于攻占了封建意识形态在这一领域里的制高点。
当代爱情小说的变迁，总是与阶段性的社会进程同步。爱情文学虽采用了永恒性的论题，却都有“当下品格”。能应和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于是成为持久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范例。作者们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井底风波”，而是社会生活激流的涌动。每一时代的婚恋，都打着该时代鲜明的烙印，反映出当时典型的社会心理。比如，５０年代发表的《结婚》、《在泉边》、《上海姑娘》、《我和我的妻子》等作品，反映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黑暗已逝”的社会光明感、“感谢共产党”的民心归顺之感、青年一代的无忧无虑之感。《小巷深处》，反映出旧社会的屈辱者的新生感：《在悬崖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意识的“不洁”之感及自审心态。中国的作家们，从不写疏离于社会之外的、缺少时代表征性的爱情。爱情文学这种“与社会进程的同步性，还表现在：在每一个时期，爱情小说都保持着“思想主题的前沿性”。即，作者们尽量吸取当时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说“站在当时最高的理论高度”，去提升人们的思想水平。社会科学的思想触角，在为文学创作“探路”。新时期早期，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共同美”的研究；中期，对“人性的结构性”（如人性的“善恶兼备”等），的层次性”（“本我”、“自我”、“超我”）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前前后后对爱情的专题研究（爱情伦理学、爱情心理学、爱情社会学等）都对爱情小说的创作，有所渗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就显然是吸取了“人性的结构性”，或“性格的二重组合”等理论观点，使作品的思想有很高的更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