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考虑并规划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
这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鲜明的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排除“左”的思想干扰，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
新时期（1979）以来学界在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为我们
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提供了可能和新的眼光。德国大诗人海涅说过：“每一个时代
，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
精神。”本时期前十年，近代文学界一方面对过去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例如
对近代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孽海花》、《九命奇冤》
、和《恨海》的评价，对龚自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陈衍、朱祖谋和评价，都具
有一种“新眼光”、“新精神”。另方面，不少学人又勇敢地冲破禁区，对桐城派、同
光体、鸳鸯蝴蝶派，以及金和、曾国藩、《荡寇志》、《九尾龟》、《玉梨魂》等作家
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这方面的探索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有的还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
白，如钱仲联先生的《论同光体》，就是建国后第一篇评论“同光体”的学术论文。对
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所作的这些新探索、新评价，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向广
度和深度拓宽。
（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微观、宏观、比较研究的齐头并进。
大体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偏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作家
（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这时期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在近代文学微观研究
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发表了百余种有关作品辑佚、校勘、选注、作家生平史料考证、
具体问题辨析的著作和文章。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郑方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
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王
立兴的《中国近代文学考论》、梁淑安和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
在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是学科建设上较高的研究层次，高质量、高水平
的宏观研究是一个学科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在此期内，近代文学界进行过若干次较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中国近代文
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注：论文均收入讨论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性质与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变
化的内因与外因，早期话剧的形成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
神，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同时，
不少研究者以宏观把握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为视角，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赵慎修
的《略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王飙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龚
喜平的《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王俊年的
《政治·生活·艺术修养与创作：试论晚清小说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赖芳伶的《
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林薇的《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这些论著
都是在充分占有微观研究所获得的材料基础上，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近
代文学或其中的某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西方文化撞击下的变革和创新。这种
对近代文学风貌、特点和变革的总体性把握，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在比较研究方面，二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任访秋的《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
”文学革命》、牛仰山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陈恒富的《龚自珍与
卢梭》、邵迎武的《苏曼殊与拜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袁进的《
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等均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既有中西文学、中日文
学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也有中国文学（近代与现代）自身的比较。在诸多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