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为政治运动服务这一特点，在近代文学研究论著中政治色彩更浓。
表现有三：其一，有的研究者把近代文学分成进步与反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
类，人为地把研究者的思路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把诗歌中的南社与同光体，散
文中的新文体与桐城派，小说中的革命派小说与鸳鸯派小说，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
学，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对近代文学史上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
，如宋诗派的郑珍、莫友芝，“同光体”的陈三立，汉魏六朝诗派的王闓运，
鸳蝴派的徐枕亚、桐城派的梅曾亮也都给以基本否定或很低的评价。其二，以政治分野
代替文学批评。比如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对其文学的评价，
生硬地以“戊戌政变”为界分解为进步和反动的两部分：这之前宣传维新变法的，是进
步的；这之后宣传“保皇”的，则是反动的。表现之三，把作家的政治观点、主观思想
完全等同于艺术创作和作品客观的思想意义。这在关于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评论中
表现得最为突出。评论者把刘鹗视为“汉奸”，或说其政治立场“极端反动”，并在作
品中寻找“反动”的根据，摘章引句，望风捕影，把完整的艺术形象肢解得支离破碎，
然后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思想意义。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8年底，特别是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
空白期。1976年之后，一场政治灾难结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转机，近代文学研究界也
发表了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时萌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王元
化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任访秋的《林纾论》最具代表性。这些文章从历史反思和总
结教训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较宽容的心态，对近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尽管这些文章似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对于推动近代文
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
1979年至199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这二十年是近代文学全面丰收、研
究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观念更新、方法多样、自由探
索、多元互补的前进势态。
这二十年所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据我不完全统计在4000篇以上，为前八十年
的五倍。更主要的是大批研究专著的出版。这二十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专著？目前尚无
准确的统计，保守的估计也当在150 部以上，这和前三十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不足十种比
起来，更是一个飞跃，而且专著的总体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除了近二十种中国近代文学
史、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理论批评史、美学史之外，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任访
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季镇淮的《来之文录》及其续编、时萌的《中国近代文
学论稿》、管林等合著的《龚自珍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夏
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
五四”新文学》，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叶嘉
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注：叶嘉莹以下五人为美籍华人或台湾学者。）、王德
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李瑞腾的《晚清文学思想论》、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
究》、林明德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徐
鹏绪、张俊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刘德隆的《刘鹗散论》、吕ｐéｎｇ芃
《龚自珍诗发微》、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聂振斌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
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年谱、传记、作品选注、资料集。这些论著，或以资料翔实取胜，
或具有新的理念，新的发现。有些研究专著，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从理论框架到研究视角，都具有新的意义，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新。
但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更主要的成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