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中把“近代文学”列为独立的一编，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60年，中华书局出
版了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第一部断代专史，
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把中国近代文学写成独立的断代文学
史专著，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六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近
代文学的研究论著。在这两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阿英先生。阿英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
近代文学，他先后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注：据吴泰昌编的《阿英著作目录
》作者自述：“本书始稿于1934年，至1938年写定。”全书40余万字，未刊，惜原稿遗
失。）、《晚清小说史》和收集在《小说闲谈四种》中的有关研究近代小说和近代文学
的许多文章；特别是在近代文学资料整理方面，他的贡献最大。阿英除撰写了《晚清戏
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五种
，（另有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一种），《晚清文学丛钞》12卷
。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阿英编著的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资料、目录的总字数约
在1000万字左右。阿英先生是在近代文学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
著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在资料建设方面，魏绍昌先生也是很有贡献的，他六十年代初编的《老残游记研究
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八十年代他又编了《李伯元
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对研究近代小说很有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简夷之等人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两册）、北京大学中文
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的《近代诗选》、《人境庐集外诗辑》，为
近代文化和近代诗歌研究提出了参考文本。
在研究论著方面，这时期除出版专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谭彼岸著）和《黄遵
宪传》（麦若鹏著）外，还发表论文446 篇（注：此统计数字据王俊年等：《建国三十
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139页。）。除前面已涉及
到的论文外，较重要的还有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四川师院
中文系教研室撰写的《龚自珍诗研究》、吴剑青的《黄遵宪评传》、佘树森的《如何在
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严薇青的《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章培恒的《论高旭
的诗》、叶秀山的《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简评》、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章
）》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面窄而零散。
“文革”前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极其可怜，每年平均只有27篇文章，
而且研究面也很窄，主要集中在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和几位大家身上，如龚自珍、黄遵宪
、梁启超、秋瑾、王国维等人。而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家均未涉
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对许
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自然写不出文章来。二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对
近代文学史上许多主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家不敢涉及。前者如蒋智由、黄人、资产阶级
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后者如同光体、鸳鸯蝴蝶派、诗人金和、江闓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统，即以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龚自珍、梁
启超和王国维而论，也只是几篇文章，既没有对其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
也少有高质量的论文。如果从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要求，即从年谱、传记或评传
、作家研究到研究资料集这样一套系列研究成果来衡量，“文革”前的近代文学研究，
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具备了这样的研究深度。
（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文革”前的文学研究均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非独近代文学研究如此。但由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