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然后对每类代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而公允的论述。阿英先生是近代文学
图书的收藏家，又编有各种书目，于晚清小说异常熟悉，故资料丰富翔实，是这部小说
史的特点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说除重视创作外，对这时期翻译小说也有论述。限于史料
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书中个别史料的判断、作家生卒年、译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诠
释均有可商榷之处，但此书对研究近代小说，在当时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部
独一无二、带有引路性质的小说史著作，很有参考价值，亦被国内外视为研究近代小说
的权威性著作，影响颇大。阿英还著有《弹词小说评考》（1937）、《女弹词小史》（
1938），其中保存了许多近代女弹词家的史料，很有价值，因之也扩大了近代文学的研
究范围。阿英还编辑了许多文学资料，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多，这将在下面还要提到
。
总起来看，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期所谓“近代”，尽管概
念模糊，时限尚不统一，但不论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五十年”（1872
—19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末”、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
“近代”（1898—19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其言说重点均指
近代文学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体部分。作为近代文学的重心，以上各
家的诠释对于尔后开展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今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五四
”时期，胡适、郑振铎、钱基博、陈子展等人不约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
革命联系起来论述，这一见解足可见出以上诸家的卓识。
第三，“西学东渐”是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
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均重视翻译文学，鲁迅、胡适、郑振铎、茅
盾、陈子展、贺麟、杨世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专章论述近代翻译文学，或
写专文探讨重要译家（如林纾、严复、伍光建、苏曼殊、周桂笙）的译作。这种对近代
翻译文学的重视，恰与1949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对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相对忽视形成反
差。
第四，此期近代文学研究尽管还不成系统、也缺乏广度和深度，但由于许多研究者
是有卓识的学者，论著富有学术个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
三
从1950年至1978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建期。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近代文
学”这一文学史概念，并开始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1949年，虽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
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专著论述到近
代文学的内容，但他们对“近代”的概念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
战争到“五四”运动，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全过程。
五十年代初鉴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状况的不尽平衡，一些学者如丁易、李何林、舒芜
首先提出开展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这个建设性的意见虽未
能根本扭转学术界对这段文学史的淡漠和忽视，但对于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
极的意义。之后，则有对诗人黄遵宪的讨论，对小说《老残游记》的争论。尽管这些讨
论，特别是关于《老残游记》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近代作家作品的这些
讨论，包括六十年代中期对《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讨论，对于推动
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断限的意见，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明确提出“近代文学”这
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段来研究，应溯源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
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稍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
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大本《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