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现代期。郑先生把近代期明确定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
，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
个明确的科学概念。
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即论述了
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
。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
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是为纪念《申报》五
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
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申报》创刊于1872年，19世纪的七十年代正
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萌生期，随着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文学也逐渐发生变革，
而后又兴起以梁启超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
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直到“五四”前后，这是近代文学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适写此著
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画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
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
变迁的历史时，他首先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东亚图书馆1924年版，第91页、94页。
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
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
点。胡适说这五十年的文学，由于受到“时势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五十
年的下半（笔者按：约指戊戌变法之后）便是古文学逐渐变化的历史。”
诚然，胡适的文学史观从总体上来讲，仍存有以文言、白话来作为区别、判断文学
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学者，他在具体考察作家作
品时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笔抹煞，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除对仍用旧体诗
创作的黄遵宪、金和和新文体作家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给予较公允的批评外，典型的例
子是对古文学三大家严复、林纾、章太炎的评说。
严复、林纾均是用文言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外国小说的，但胡适对严、林
二人的评价却颇有历史主义眼光。他说：
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
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
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胡适对严复、林纾的总体评价与定位，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认同。胡适于二人译著
的具体分析更值得我们玩味。比如他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
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这话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当时知识界尽管在语言功能的
认识上存有差别，但在语言的价值观上是共同的：即认为语言有雅俗和层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写成的古文被人视为“高文典册”；而白话则是对妇孺农氓启蒙和宣传的工具。
如果严复不是用古文翻译《天演论》，那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是绝不会为它写序并赞为
“骎湜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适对于林译小说的评价亦很中肯。他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译文“自有
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
个新殖民地。”胡适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如所周知，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正是凭借林纾这支以文言为转换符号的生花妙笔，重视了巴黎上流社会肮脏一角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