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民营企业到海外、尤其是赴港上市已经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据接近中国证监会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内地已有超过2000家民营企业申请到境外上市，其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在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赴港上市更为热闹。仅在温州一地，就有100余家民营企业正分成几个梯队排队上市！而香港联交所等机构也推波助澜，向民营企业频送秋波。
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唏噓不已。众所周知，在海外上市，成本要比内地高得多。据估算，民营企业在国内主板上市，融资成本一般约占融资额的5%以上，以集资2亿元人民币计算，融资成本在1000万元以上。这一比例在美国纳斯达克是10%以上，而在香港则高达20%以上。即使在香港创业板费用一般也要达到1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融资成本占到融资额的10%至15%。但不幸的，在内地，民营企业上市，难于上青天。A股市场上仅有的几十家民营控股的企业，大多都是花巨资买壳进入的。而可能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的二板或创业板，却是越讨论越遥遥无期。面对这种供应短缺，民营企业只好绕道而行。正好香港证券交易机构坚持市场化规范，不问企业出身，只要民营企业拿出的香港中介机构准备的上市材料合乎其规范即可。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学家看不懂的场面：在香港上市，尽管成本高得多，但企业能找到门儿；在内地，上市成本确实很低，但民营企业根本就找不着门儿。如此导致的民营企业的资源浪费——以及目前的上市公司倾斜政策导致的全社会资本利用效率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有心人或许可以算一笔账。
不过，在呼吁证券管理层开大民营企业上市的门缝之余，我也想呼吁一下民营企业，对上市问题，再思、三思而后行。我们需要反问一声：上市果真那么好吗？
享有亚洲食品第一品牌美誉的“李锦记”纵横江湖已达100多年，但却不是上市公司。“李锦记”一直是家族经营，现在已经传到第四代掌门人李惠民，第五代也有十几口子准备接班。而看惯了企业上市热潮的中国记者不断地问他，“李锦记”为什么没有上市？李奇怪地说：“怎么无论哪里的记者，每次提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一直觉得上市是应该出于有资金的需求，才会作出这个决定。从我们李锦记的发展情况来看，资金上现阶段还没有融资的需要，那我为什么要上市？”
事实上，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润最为丰厚的企业、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往往不是上市公司，也不谋求上市。这些企业，多数都是家族经营。看看一则统计数据：设在美国波士顿的家族企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北美和欧洲，有80%以上的企业是家族所有，这些企业当然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不过，在《财富》500强中，也有37%企业是家族企业，而不是上市公司。
其实，很多企业要上市，似乎并不单纯为了资金，而是想搞资本经营，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但对于企业来说，上市是一次重生。因为要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就必须将公司的组织、经营秘密如实披露。上市公司是一中最赤裸裸的企业形态。比如，公司的股权安排，公司的管理架构，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利润来源，都必须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公司也必须按照监管规则建立起管理框架，比如要聘请独立懂事之类；企业从此以后，也要接受来自外部的严密监管。
所有这些，其实才是准备上市的企业要付出的最大一笔成本：企业要实现制度转型，企业的制度可能需要脱胎换骨，从而要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对这些成本的含义，及付出这些代价后所能获得的收益之间，那么多争相上市的民营企业是否真的权衡清楚了？举一个例子。家族经营管理的民营企业为了实现上市，决定改造企业的管理结构，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然而，在职业经理人尚未形成职业道德意识，而社会整体的信用环境有待建立的条件下，聘请职业经理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即使在美国那样拥有发达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社会，职业经理人蒙起股东来，也是充满了创造性。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制度秘密”可能更多，而这些秘密一旦公开，尽管企业可能得到若干资金，但是否还能保持发展态势，似乎也是个问题。由于民营企业大多是在经济、政治制度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其生存策略中有种种不足为外人道者。有论者曾将这称之为民营企业的“原罪”。这是就极端而言的，而民营企业的很多行为确实都处于规则的边缘，处于法律与道德的模糊地带。而上市将使这一切暴露无遗。事实上，很多企业在筹备上市过程就遭遇到这些问题，比如，有些民营企业的土地完全是由政府划给他的，产权比较含混；企业日常的营业范围经常与营业执照上写明的范围不符；企业也可能享受了政府给予的种种优惠，而很多优惠措施对民众可能是保密的。所有这些秘密，可能是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而秘密公开之后，还有那么大的威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