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他们观察新问题得出的言之有理的看法，也不能与我们在新旧交替中面临的问题混为一谈。比如，工业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异化机制可能使人丧失自由选挥和自我决断的本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打破了单位所有制的束缚和铁饭碗的禁锢，使人的主动性、选择性，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商品化到底促使人获得自由还是丧失自由，就至少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笼而统之作答。
“西马”极度推崇价值理性，极其贬斥工具理性，在其偏颇的眼光中，西方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不论是法律体系还是经营方式，都纯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我们也抱着这种心理，那就无法充分借鉴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财富了。另外，“西马”从政治斗争策略到文化批判，其中包含无奈的成份，但这种批判愈是得心应手，愈是火爆，愈容易使人认为它是惟一有价值的东西，这就容易将人带到文化决定论的歧路。“文化解决根本问题”、“重价值理性，轻工具理性”，这两条和中国正大行其道的新儒家路向不谋而合。那边只谈异化，这边醉心于终极关怀，现实的、严峻的历史可能少有人顾及，制度革新和制度建设有无人问津之虞。
大陆一位“西马”专家在他的台湾版著作中作序告诫台湾人说：当你们想伸张台湾不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可以从“西马”出发，这会使你们对自己的社会环境有深刻的透视。但是，当你们伸张台湾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不能以“西马”为出发点了。诚哉斯言，深得“西马”其中三味：此书名曰《从“新马”到韦伯》，表明了作者探索和思想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