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深刻而尖锐地揭露厂这种庸俗文化的本质：这种大批量制造的文化商品使艺术作品的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萎缩乃至消失，它们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内在逻辑创造出来，而是按投资者和制造商对投入一效益的估计批量生产，它们的价格越便宜，内容就越贫乏，品质就越低劣。但大众的口味就这样被调配，以至于人们在表述内心生活和倾诉感情时，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单一模式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他们警告说，自然界对人类的侵略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它会进行报复，在人与自然的战斗中，最终吃亏的还是人。他们主张重建新的经济模式，限制消费，降低生产，扭转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趋势。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这种批判在西方社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中国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积一个多世纪以来援引西学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未经消化的生搬硬套，不加甄别取舍地平面横移，总会造成一些“假洋鬼子”式的问题。依我之见，目前中国文化界中一些“西马”式的批判和主张，就有鹦鼯学舌、拾人牙慧之嫌，以下仅略举几例。
在科技落后，理性精神难于彰显，启蒙屡屡受挫的中国，有人大肆否定科学、鄙弃理性、嘲笑启蒙，将其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中国还有上亿的文盲，数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有人认为过上现代生活(实际不过是稍微像样的小康日子)的人实质上是处于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他们认为现代生活的一切都是异化、孤独、分裂t变态，鼓吹回到人与自然难于区分，朦胧、混沌、自由的家园，也不知这样的家园是存在于奴隶时代，还是远古的洪荒时代。
当中国还努力挣脱闭关锁国的藩篱，大力争取利用外来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走向世界时，有人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容成为跨国资本提供机会的场所，正面临变成新殖民地的危险。
应当看到，不论“西马”在当下如何有其魅力，不论我们多么有必要在其武器库中借用一二，它本身作为理论形态就是大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在西方由盛而衰，现今已处于花叶飘零的境地)，而将其从西方语境搬弄到中国语境中来，更应加倍小心，只能取其神髓而决不能用其皮毛。
这里不可能全面、深入地剖析“西马”理论的问题，只能对其阙失面随意点触一番。
第一，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但“西马”的批判往往有钻牛角尖，甚至走火入魔的地方，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时免不了偏颇不确，在中国照葫芦画瓢，更容易显得不伦不类。比如，阿多诺认为乐曲的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他一会儿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系表达了矛盾冲突，是辩证的因而是进步的，一会儿又认为十二音系使后人僵化而失去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从而必须加以警惕。
第二，一些“西马”人士不是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而是向后看，表露了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味推祟精神，否弃物质，鄙弃大众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了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
第三，他们把科学技术、物质进步附随的弊病与科学技术、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把科学技术、现代性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只不过表明了他们自己过分地意识形态化。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它的地域特征相当明显，与德法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身上透露出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把现代性当成西欧这棵枯树上熟得开始腐烂的果子，他们的论调是否全部适用于现代化刚刚起步并且步履维艰的中国，值得认真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