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20余年中，伴随着新闻改革进程的深入，中国新闻媒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媒介结构，媒介信息市场显得空前繁荣，媒介信息产品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但与此同时，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听来的媒介整体结构散乱，规模效益低下以及媒介市场竞争的无序、混乱等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
整合和优化媒介结构、提高媒介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规范媒介竞争市场已经作为一个急等解决的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以为，要较为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停留在局部的，微观的媒介数量上得调整，而必须下决心从宏观上对中国新闻媒介的基本格局作战略性的整体转换，即改变过去的与行政区域划分相应的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建制的报、台制，转而建立二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的新格局，并在此新格局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并建立新型媒介管理和运行机制，为下一世纪新闻媒介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结构基础和制度模式。
一、媒介格局现状：行政壁垒下的四级建制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新闻媒介整体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就我国而言，政府的宣传需要，社会的信息需求以及媒介自我发展的成长机制是推动媒介格局演变的基本力量，此外，现代国家城市化进程、市场发育程度、国家区域发展差别等也是影响和制约媒介格局演进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直至1956年前后，通过清理整顿，公私合营、合并改组迅速完成了对于旧中国遗留下的新闻业的全面改造，与解放区原有的新闻业相融合，确立了新闻媒介的国家所有制，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网。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应，媒介资源也体现出鲜明的行政指挥色彩；媒介建构基本与国际行政等级相同、自上而下按中央、省、地（市）纵向分布、横向分割；媒体在行政上接受各级地方党委、宣传部门领导，同时又在业务方面接受本系统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媒介自身很少决策权。在此后直至1987年的20余年间，三大媒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数量虽不断有所增减，但此种结构布局特点则一直保持下来，行政权力分割下的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从此深深制约着我国媒介格局的变化。
这种行政壁垒下媒体格局的确立，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则由于国家初创，巩固政权是第一位的需要，党和政府首先通过新闻传媒进行大量的政策宣传，以组织形式保证方针政策逐级下达，力求使政令畅通无阻；其二，由于国家执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决策权高度集中，自然缺乏多元的信息需求，唯有阐述和图解政策性、指令性的信息为人们所关注；其三，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权力集中在高层行政组织，这使得社会信息传导也多是按照行政属层层下达，下面执行计划的情况予是自下而上按地域、部门层层上报。这种纵向的垂直信息传送方式无疑也影响了新闻媒介的机构设置和布局。这三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我国的新闻媒介就是自然地成为国家的宣传性机构，从属于政府行政机关、以政策宣传、指令传达为第一位的主功能，并在整体格局分布上体现了鲜明的行政分割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建国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国家为节省有限的资源、减轻财政负担，在有效完成宣传任务的前提下，在各地自上而下形成一报两台体制（一家党报、一家电台、）；就媒体自身而言，由于其功能相对单一，又缺少自我发展的决定权，使得他们普遍缺少主动、强烈的拓展欲望和动力，结果，多层次、多品种的媒介结构长期难以形成。
在建国后近三十年中，结构的单一和布局上的行政分割性成为中国媒体基本格局而且难以改变，直到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伴随着蓬勃发展的新闻改革大潮，这种长期凝滞、单调的媒介格局终于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媒介格局演进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他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由此衍生出的社会信息需求变化媒体自我拓展需要相契合，由外而内，推动了媒介格局的变迁，其过程可以83年和9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