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9—1920)曾经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科学“仍停留在纯经验的水平上”，“正统儒教除了对纯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纯粹的实用项目感到兴趣以外，其他概无兴趣”，[1]“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2]因此，儒学是一种“实践理性主义”(practical reasonlism：实用理性主义)。[3]韦伯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误解和无知，但他把儒学界定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做法的确触到了儒学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摸到了儒学的一支脉络。韦伯对儒学的这一界定，在国内学术界曾被广泛采用。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邂逅到了西方的实证主义，于是，这两种原为不同层次、不同势位的中西学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家那里得到了会通和融合。实用理性主义是欧洲实证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流行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科学实证理论是朴素实用理性精神的意旨所归。本文不拟对这两种学说的体系架构和思想内容多用笔墨，而仅就中国的实用理性主义通往近代实证主义的线索略做梳理，以便从中寻觅近现代中西思想结合的心路历程及其在文化转型中的意义。
一
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皆反映了儒学重实用而轻理论的致思趋向，儒家崇实尚行，在先秦有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4]的经验论，至汉则有王充著《论衡》揭扬“疾虚妄”[5]和“见用实事”[6]的经验论。唐代大儒韩愈用儒学的功利主义作为辟佛的武器。宋明理学虽建构了以超然的形而上的“理”，但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皆反复强调实践、力行、践履等道德经验主义。另外，程朱一系的“致知格物”之说对明清实学也有积极影响。明清实学的基本趋势为经世致用，它恢复了一些原始儒学精义，加之西学刺激，一个反对理学“清谈”、“务虚”，提倡“欲挽虚窃，必重实学”和“实学救世”的学风悄然兴起，实学于明末清初蔚为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力主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皆主于实用”，[7]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从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上宣扬实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恭等人提扬经世致用，至乾嘉年间统治者着意提倡考据学，故导致清代中期理学在思想界开始没落的格局。可以说，以反对“玄学”(理学)、倡导实事求是的实用理性精神形成了有清一代的主要学术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又是在复兴汉儒“经学”的招牌下进行的，故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8]近代伊始，袭自珍、魏源再揭“经世致用”之学，从而吹响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号角。严复既是中国实用理性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者，又是力图把中国的实用理性精神融会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他不仅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还把实证主义引向中国，这在政治上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思想和文化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e，1798—1857），但其学说渊源却来自于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实证主义学衍百年，历经三代，是近代欧美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哲学流派。第一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赫晋黎、穆勒(john stuart Mi1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实证主义主要是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主义和实在主义以及实在主义在美国的变种—实用主义；第三代实证主义是本世纪20-3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实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严复是西方天赋人权论、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三大近代思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除天赋人权论之外，如赫胥黎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穆勒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等等，皆属于英国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第一代的实证主义。胡适受业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他向中国介绍的基本上是第二代的实证主义。几乎与维也纳学派同时，冯友兰运用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创立新理学，金岳霖以罗素的新实在论撰写《知识论》、《论道》、《逻辑》三书，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冯金二人吸收和融合的西方哲学是第三代的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