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报道的崛起与发展，以报纸从1985年以来深度报道大发展为依据，大致可分为1985至1991年、1992年至今两个阶段，正是顺应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两次社会转型。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主要表现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左”的思想影响，对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顾与反思；那么第二阶段，中国的深度报道就在“舆论监督”的指导思想下，发挥更自觉积极的作用。虽然在党的十三大文件中就有“舆论监督”的提法，但真正贯彻与普及却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开办评论类的深度报道栏目《焦点访谈》，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深度报道栏目《新闻纵横》，都是我国主流媒体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方靣的代表作。当然，中国电视新闻起步较晚，电视深度报道起步更晚，但发展势头却更迅猛。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虽然早在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第一个述评型的深度报道栏目《观察与思考》（至1993年底停办），进行了依照电视传播规律制播述评类节目的尝试，获得成功；但从目前眼光看，毕竟显得幼嫩与粗糙。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办的《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基本原则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栏目宗旨是“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焦点访谈》的成功，获得了中央领导李鹏、朱镕基同志的肯定，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焦点访谈》的创新之处，正是在我国开创了“记者主持人”和“评论型电视深度报道”的先河。它与以前的电视新闻节目相比，犹如吹来一股报道新风，这种新鲜性与开创性不仅表现在尖锐泼辣的栏目风格上，更表现在前所未有的报道思想深度与力度上。近几年来，我国各省、市（地区）级、乃至县级电视台纷纷推出10至15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很大程度上受《焦点访谈》的影响。在电视界称之为“焦点访谈现象”、“克隆现象”。不管如何见智见仁评说，《焦点访谈》的成功，表明我国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继报纸深度报道之后，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和成型的阶段，而且从单个深度报道节目制作进入批量深度报道栏目制作的阶段。在我国深度报道的发展史上，《焦点访谈》具有里程碑式的典范意义。
从电视深度报道的类型看，越来越呈现多样化：除了上述的述评型电视深度报道、评论型电视深度报道外，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又推出调查型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有学者称前两种深度报道为“主观性”深度报道；而后一种为“客观性”深度报道。《新闻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客观地展示“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语言，但不是节目的指向，评价与主张让观众自己去把握与领悟。电视深度报道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大型现场直播（又称“大放送”），如中央电视台对香港回归祖国、澳门回归祖国、35周年国庆阅兵式、50周年国庆阅兵式的大型现场直播，以及今年3月20日起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场直播，有新闻事件的现场情景与进展情况、有记者、主持人、专家权威的评论与意见，而且现场感、时效性特别强烈，应是电视深度报道的一种创新模式。
从报纸目前的深度报道样式看，特别是主流媒体党报的深度报道，基本上是两大类：评述型深度报道与调查型深度报道。以《人民日报》今年6月份为例，受读者称道的评论型深度报道如《文明生活：危机催生的热望——透过非典看转变（上）》、《责任•协作•效率——透过非典看转变（下）》，分析非典灾难与危机如何催生人们的觉悟，如何给精神文明带来契机，如何给社会协作与提高工效带来动力；被企业家与白领人士关注的调查型深度报道如《台商投资，重苏轻浙？——苏南浙北地区引进台商对比调查》，用事实对比来说理，很有现实指导意义，充分显示了中国主流媒体的社会守望者功能与社会进步推进器功能。而一些周报周刊，则利用日报总是以动态新闻为版靣主角的传统思路与做法，进行“错位竞争”，将深度报道作为主打产品，也取得了成功。如《南方周末》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周末报最兴旺的时期，定位以娱乐新闻、社会新闻为主，发行量一般。1993年《南方周末》改版，策划者敏感地意识到传媒市场与受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走上严肃的关心民生疾苦的办报之路，形成并实践“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理念，并以深度报道为主打产品，产生了巨大的效益，至今发行量稳定超过一百多万份，读者七百多万，成为中国有影响力的政经类报纸。